中国近现代政治体制的转型及其当代启示（6）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1912年3月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采用内阁制政体形式。1912年3月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但实际上他自己控制行政权力，6月唐绍仪无奈辞去国务总理一职。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发布解散国会、两院议员职务令。1914年5月1日，他又公布施行约法会议起草的《中华民国约法》，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代之以总统个人独裁。

袁世凯下台后，黎元洪、冯国璋与段祺瑞总统与总理之间的“府院之争”(1916~1917年)是党派假借总统制和议会内阁制之争的权力之争和利益之争。1927年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蒋介石与胡汉民的总统制与议会内阁制之争，蒋介石、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内阁制与总统制之争，实质上是集权与分权、专制与民主的斗争，是党派、阶级之间围绕国家权力的斗争。

可见，近现代中国政治体制转型的第二个特点是政体之争与政党斗争搅和在一起。与一些国家在确定政体形式之后各个政党围绕国家政权开展议会竞争不同，那些国家政党之间是在经济发展和阶级阶层结构整合到一定程度，在已经建构了共同认同的竞争规则和利益补偿机制的基础上进行的民主、平等的政治竞争，虽然，这里面也可以搀杂阶级斗争、阶层斗争，有时候竞争也很激烈，但因为有共同认可的竞争规则和利益补偿机制，大部分情况下这种政治竞争不会演变为激烈的阶级斗争或暴力革命。而中国近现代的情况很不相同，中国近现代的政体之争与政党斗争深深搅和在一起的背后是阶级斗争、阶层斗争。政党之间的斗争往往表现为不同的政党通过赞成或反对不同的政体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可是，政体形式之争背后深层的东西是没有整合过的阶级、阶层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之争，而这种斗争由于是在没有共同认同的政治规则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旦政党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利益补偿机制又缺乏，于是，在强大的政党政治动员下特别容易导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政党竞争和政党斗争之间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内涵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政治规则的有和无的差异、政治道德之价值取向的差异等是很不相同的。近现代中国之所以阶级斗争十分复杂、暴力革命此起彼伏，与当时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阶级、阶层结构的特殊性和整合的缓慢性，阶级、阶层利益差别和利益冲突特别激烈，而共同认同的政治规则和利益补偿机制的缺乏等因素是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