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政治体制的转型及其当代启示（4）

第四种，只有通过革命手段推翻君主专制制度，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转型：辛亥革命。20世纪初，中国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已名存实亡，国家权力分散化，君主专制成为了革命的目标。现代化需要现代组织将总量有限且极为分散的社会资源集中起来高效使用，而当时的清朝中央政府已经权威不足，无力把国家权力和社会资源集中起来进行有效整合，这就使现代化建设的资源短缺情况十分严重。1895年甲午战争和1900年八国联军的入侵又使中国的部分主权丧失，清朝中央政府权力受到外国列强的进一步侵蚀，中央政府权能萎缩、威望陡降。传统政治体制向现代政治体制转型的体制内动力严重不足，而体制外政治参与又超出清政府政治控制的能力，革命已经很难避免。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自身惰性使人们相信自古以来高度稳定和伦理公正的旧政治秩序无须过多的改革就可以应对现代化的冲击。这种来自于传统经验的自负在面对现代化危机时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清王朝政治衰败的进程加快。为了延续其统治，迫于内外压力，清政府不得不于1906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推行“预备立宪”即改变沿袭数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着手实行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决定学习日本，建立君主立宪，但又规定9年的预备立宪期限。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在回国后的奏折中说立宪有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为了巩固皇权，清政府迟迟不答应资产阶级立宪派提出的关于立即召开国会的要求，还镇压了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同时，却不断借改革之名强化中央集权、加固皇权。1911年5月，在不得不成立的责任内阁里，13名大臣中满族9人，其中皇族5人，被讥为“皇族内阁”。这使立宪派大失所望，也使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因满汉矛盾和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尖锐化而分崩离析。“预备立宪”不仅没有挽救清王朝，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重了政治危机。

可见，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搅和在一起是近现代中国政治体制转型的第一个重要特点。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的目的和任务有所不同。民族革命的任务，要么是推翻一个民族(或一些民族)对另外一个民族(或一些民族)的不平等统治(不是推翻少数民族对多数民族的统治，也不是推翻多数民族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建构民族平等的政治统治形式或结构即现代民族国家；要么是从别的民族的不平等统治下把本民族解放出来，形成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政治革命的任务，是在一个政治体系或民族国家内，要么把一个统治阶级或集团从统治者的位置上赶下台，让一个新的阶级或集团从被统治的地位上升到统治阶级或集团的位置上；要么是推翻一个旧阶级或集团，建构一个民主平等的政治体系。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这两种革命常常是先后的、分开进行的。可是，近现代的中国这两项任务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使中国革命增加了复杂性、艰难性。清末民初推翻清政府，反对军阀统治，既是一场民族革命，也是一场政治革命。实际上，到1949年才真正完成了这两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