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政治体制的转型及其当代启示（7）

(四)从多党制到一党制

民国时期的“多党制与一党制之争”表面上看是共和制内部政党政治体制的不同选择问题，实际上仍然是君主制与共和制之争的转型形态。

从康有为、梁启超组织具有政党性质的“强学会”(1895年)，孙中山建立同盟会(1905年)起，中国近现代政党风起云涌，不断出现、不断分化组合。从1912年民国成立到1913年10月袁世凯逼迫国会选他为大总统的一年多时间里，出现了300多个党派参与国会选举，不断地分化、组合，最后形成了四个大的政党：国民党、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在中国政党史上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资产阶级多党制的独特的历史阶段。[7]

1912年12月至1913年2月举行的第一次多党制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在参议院、众议院两院中共获392席，占议席的45%，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三党议席总数只有223席。作为国民党的领袖，宋教仁满以为按照政党政治的规则可以由他这位国会多数党领袖出任内阁总理，国民党可以大有作为了。可是，心系独裁专制的袁世凯对于这样的选举结果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将宋教仁暗杀于上海火车站。1913年10月，袁世凯迫使国会选举他自己为大总统。一年后，袁世凯甚至把他扶植起来的保皇党(公民党)以及支持他的进步党都一脚踢开，下令解散国会，彻底抛弃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及其产物的多党制议会，执意要当洪宪皇帝。[8]

蒋介石建立的执政党—国家一体化体制(简称“党国体制”)是辛亥革命失败的产物，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苏联模式影响所致。国民党政府收回了部分国家主权，初步完成国家统一，政治录用也开始倾向于现代知识分子，满足了现代化的基本政治需要。但是，国民党“党国体制”主要维护的是以帝国主义和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没有花足够的资源促进中国农业经济商品化的发展，因此，政治体制推进现代化的动力有限。巴林顿·摩尔的研究表明，国民党政府是全能主义(极权主义)的，它推进现代化进程的能力非常微弱。一方面，国民党的社会动员仅限于农村和城市中的食利阶层，无法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占社会大多数的农民、工人对国民党及其政府的认同感并不强。另一方面，在“党国体制”下，国民党垄断了国家权力，它不仅压制农民、工人等社会大众和精英的体制内政治参与，还直接导致国民党政权与民族主义精英的分裂，体制外革命成为民族主义精英解决中国危机的唯一出路。再一方面，低度的政治权威导致低下的政府能力，致使国民党及其政府无力同时处理日本入侵、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危机的三重压力。[9]既然国民党及其政府无法完成现代化进程赋予的历史任务，那么，最后被历史所淘汰，由其他政党和政府取代，也就自然而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