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回澳门的几次尝试（2）

面对这种局面，葡人十分惊恐。他们急忙从本国增调军舰，从非洲的殖民地增调军队，又急忙向西方列强求援。列强驻广州的领事们便求见两广总督张鸣岐，要求“调停”。张鸣岐则严正地表示，“新军驻澳门交界，国防所系，属我主权，断难撤退”。至此，连一直为葡人撑腰的英国人也惟恐中国军民积怒已久，此次果真会武力进攻澳门，规劝澳葡当局悬崖勒马。同年8月底，澳葡当局被迫停止疏浚工程。

随后，武昌起义爆发。驻扎澳门附近的新军成了香山起义的主力。不久，这支部队编入广东北伐军，进抵江苏前线。于是，在清末民初终于没有发生广东军民“赌一战以收回澳门”的事件。

“废约收回”从民众的呼吁成为政府决策

1910年10月，葡萄牙本土爆发民主革命，建立了共和国。广东各地的居民在准备以武力收回澳门的同时，纷纷向清政府提出废除旧约、收回澳门的请求。同年年底，在北京举行的资政院会议中，广东的议员们又大声呼吁，既然葡萄牙变更了国体，中国就有理由废除1887年的中葡条约，收回澳门，不再让葡萄牙“永居管理”，并将澳门辟为允许各国商人前来贸易的通商口岸。

在这一浪潮中，亡命海外的戊戌变法领袖康有为也十分活跃。他认为眼前是“收复故壤”的“千载一时”。他致书在北京的旧友毓朗，陈述这一“急事要机”，并请这位贝勒爷代呈《葡乱君奔革命无主澳门改竖乱旗请立发海陆兵舰收复澳门折》。

八年多之后，在中国的大地上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此后，北洋政府改变了通过勘定界址来解决澳门问题的立场，也准备废除前清时的条约，择机收回澳门。1921年，北洋政府便指令在华盛顿参加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顾维钧，拒绝葡萄牙提出的请美国公断澳门问题的要求，准备对澳门“根本上筹收回之法”。1922年5月29日，在澳门发生葡萄牙士兵开枪打死、打伤上百名中国居民的惨案后，全国众多的团体都发出了速行收回澳门的呼吁。随后，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又发起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人民运动，这一允准葡萄牙“永居管理澳门”的中葡条约自然属于废除之列。到1928年2月，北洋政府外交部也于有效期为10年的中葡条约行将四次期满之际，向葡萄牙声明，双方应改订以相互平等为原则的新约，并将澳门悬案一并解决。同年7月，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又通知葡萄牙驻华公使，中葡条约已于本年4月期满失效。葡方否认该约已经失效，但表示愿以相互尊重土地、主权为根据，修订现有条约。双边谈判开始后，国民党的外交部官员提出“应根据本党优待弱小民族之政策，以及友好的精神，与葡政府协商交还澳门办法”。为此，葡萄牙政府训令其谈判代表，此次修约以不涉及澳门为重要方针，否则宁处无约国地位。由于国民党政府尚无在此时收回澳门的决心，同年底签订的中葡《友好通商条约》没有提及澳门。至此，中葡双方都已明了，澳门问题，已不是界务问题，而是中国于何时收回的问题。废除1887年条约，从而收回澳门，在事实上已成为当时中国政府的国策。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武力收回”

1945年9月，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斗，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此时，中国作为战胜国，跻身于世界五强之列，不仅收回了甲午战争后被日本割占的台湾、澎湖，而且收回了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在中国强租的全部租界以及广州湾等租借地。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各界人士强烈要求立即收回香港和澳门。

在广东，广东地方当局也力图收回澳门。此时澳门有的军警不足一千人，在海上只有两艘数百吨的小炮舰。广东当局有“一个师可以收回香港，一个营可以收回澳门”之说。同年10月广东当局命令中山县长和驻守香山的159师师长刘绍武等利用在澳中国居民期望早日回归的心情，策动澳门和中山居民反对葡萄牙统治的运动。同时，他们命令159师派出步兵一团、炮兵一团进抵关闸一带，全面封锁澳门，禁止包括蔬菜、肉类等一切商品出口。这一事件，就是当时称作“中国军队武装封锁澳门的事件”。

随后，159师师长刘绍武不断派出武装官兵，进入澳门，向澳葡当局示威。他又屡次命令这些部队举行实弹演习，还进行炮弹飞越澳门地区上空的夜间射击，并频频催促广州行营下达进攻命令。刘绍武甚至打算派人秘密地在澳门打死几个乞丐，制造澳葡当局屠杀中国人民的事实，作为武装进入澳门的藉口。于是，中国收回澳门这一堂堂正正的正义行动，被他们弄得像一个阴谋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