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公共事件：研究维度、舆情生态与治理机制（2）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和行动的指南。作为新生的网络现象，网络公共事件虽然是近几年才出现的公众议题，但其随着网络信息传播技术的拓展升级和受众群体数量的激增，释放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引发的舆情激变和围观风潮正深刻干预着我们现实的公共生活。如何紧跟网络发展形势，深入探究网络公共事件运行的内在逻辑和演化规律，不断拓展网络公共事件研究的理论深度，对于我们有效开展工作，寻求切实可行的对策大有裨益。检视现有网络公共事件研究文献，以全面理性的视角对文献进行梳理和综述可以看到，网络公共事件的研究主要集中表现在两大核心议题：网络公共事件的议题建构与抗争动员模式研究；网络公共事件、网络话语与公共领域的重建研究。

(一)网络公共事件的议题建构与抗争动员模式研究

(1)西方学者关于网络与抗争政治(动员)研究比较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架构当属Garrett提炼出的网络抗争行为模式，即“互联网作为动员结构”、“互联网作为政治机会”以及“互联网作为框架化(framing)工具”[5]，基于此，“互联网将会促进不同抗争主体之间的联合抗争网络，甚至是跨国运动，因为不同抗争组织的领袖之间往往具有良好的联系”[6]。此外，西方学者关于网络的社会政治含义、网络与市民社会的发展、网络在社会运动中的角色、网络社会资本与公民参与①等相关理论对网络公共事件研究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2)以议题建构和网络政治动员为视角，中国政治学者多数认为网络给抗争动员提供了新动力、新渠道②，但他们也同时指出，网络的出现并没有彻底削弱国家的控制能力③，自发性网络政治动员与政府网络政治动员呈现为明显的非对称性态势，尤其是政府主导网络政治动员相对缺失和孱弱，政府网络政治反动员以及网络政治动员治理尚无良策可寻[7]。更有学者将网络抗争动员概述为“焦点型动员”、“诱发型动员”、“泄愤型动员”、“公关型动员”四种模式[8]。当然，也有学者注意到在网络谣言、网络推手以及网络爆炸性参与推动下的网络无序化政治及其抗争动员也会带来巨大的政治风险[9]，因此，要打通个体层次与社会层次去理解和辨识网络社会运动和公共舆论运作的内在机理，才能科学有效应对网络集体行动，建构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④。

(二)网络公共事件、网络话语与公共领域的重建研究

(1)西方学者将网络视为新生的公共领域[10]，即网络有助于政治讨论，这种讨论是对网络事件再框架化(re-framing)的过程，也可看做是促进抗争的行动者(agent)。此外，网络促使“话语权”重新回归虚拟公共领域之中[11]，这有益于行动者在抗争中对议题进行框架化(framing)，同时也建构出抗争事件及抗争行动者的公众形象，将抗争和公众联系起来。尽管传统媒体依然重要，但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媒体与抗争行动之间的不对称关系[2]。(2)从公共舆论生成的视角看，中国政治学者更多关注话语权与公共政策议程的设置、网络民主监督、网络反腐倡廉⑤。由于中国网络呈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并与现实政治过程保持较强互动性[12]，网络总能有效激活政策沉淀、助推焦点事件并形成典型的“自媒体触发模式”的中国政策议程设置机制，基于媒体－公众－政策议程的经验模型和焦点事件理论，构建出网络时代中国政策议程设置的机制模型[13]。也有学者指出，网络话语体现出福柯意义上的权力，网络与社会呈现互构特征，一个基于网络虚拟空间的话语力量的兴起，正在塑造出我国公共领域的新型结构，改变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格局[14]。但从“权力”与“权利”的博弈过程看，虚拟的公共舆论往往呈现激进化(radicalization)模式，而“公共领域的碎片化”、“信息的不准确性”以及网络丛林中的“众声喧哗”与争议又削弱了重建的可能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