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公共事件：研究维度、舆情生态与治理机制（4）

(3)更有大量网民借助网络人肉搜索、网络恶搞、山寨等手段对传统主流价值、主流权威及公权力进行消解、嘲讽和问责，网络吐槽、网络拍砖、网络起哄甚至网络暴力等随处可见。网络公共事件的推波助澜，激发出无数网民参与围观的热情，一方面使得传统媒介主导下“精英主流”的价值观念和权力结构被解构；另一方面通过网络话语的随意表达和尽情释放，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公众与官员、政府间的内在矛盾和紧张氛围得以缓和、调适。但与此同时，网络公共事件的快速、广泛传播，也使得政府和公权力的形象大打折扣，出现政治信任赤字，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信任和谐关系遭到破坏。此外，网民恣意参与、不受约束的网络体验和行为习惯，长此以往也必将形成以自我的好恶标准来随意评判网络现象和网络事件当事人，一味遵循“同情弱者、公权力者必腐败”之片面价值逻辑，使得网络公共事件本身被“异化”和“虚化”，网络实质上成为一些网民宣泄情绪和表达不满的私人平台。

不难发现，网络公共事件生成的舆情态势，遵循的内在逻辑和运作规律呈现两面性的双向逻辑关系。所谓双向逻辑，就是指网络公共事件要想得以广泛传播和赢得受众群体的持续关注，一方面需要借助网络公共事件本身来推动事实真相的澄清和底层民意的彰显，这样才会有网民源源不断地参与进来，诠释出“围观也是一种力量”的现实逻辑。另一方面，就网络事件本身而言，要推动一般性的网络话题上升成为网络议题和舆论头条，并进一步促推网络事件的舆情升级和扩散演化，就需要借助外在的包装和营销策划，将内容标签化、共同体验精炼化、关键人物活跃化，这样才能形成刺激性的公共事件，并最终演变成为网络公共事件。由此可见，网络公共事件只有借助外在力量的持续关注和强力推动，方能扩张演化为网络公共热点事件；网络公共事件只有真正带给网民真实的民意体验抑或是商业目的、政治价值的实现，并真切感受到探寻事件真相的快感，网络推手和网络围观者才会不遗余力地推动一个又一个影响公共生活的网络事件不断上演。所谓两面性，就是指人们既可以借助网络事件隔空喊话、自由发声、抗争动员、参政议政，借助“曝光”和“围观”的力量检举问责、鞭笞腐败、追问真相、传递正义。与此同时，遵循“小事闹大、大事闹炸”的现实逻辑，微博一转，围观一万，在“全民皆发声”的微时代，不负责任的个性化言论，突破伦理底线的肆意言说，恶意的炒作、蛊惑和煽动，使得“网络推手”、“网络水军”、“网络爆料”等也随处可见，网络公共事件引发的“网络暴力”、“网络恶意攻击”、“网络失范”等负效应不断显现。

当前看来，网络公共事件推进的网络舆论监督力量正日益凸显，正成为倒逼政府部门改革、推动权力关系调整、促进官民互信互动的新生力量。尽管一些地方政府和党政干部在面对网络公共事件带来的强大压力和不适应也尝试在制度机制等方面作出调整和转变，例如有的地方政府借助网络自媒体平台推进政务信息公开，通过开通政府网站、政务微博问计于民、问政于民；有的地方政府部门还相继增设新闻发言人制度，及时回应和通报最新事件进展，引导社会舆论；有的地方政府部门还专设舆情网络办公室，强化舆情研判，并积极主导设置网络议题，培育意见领袖，引导网络言论；有的党政干部走进网络直播间，借助新媒体与社会公众讨论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等。但是，我们在看到这些积极变化的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和党政领导干部在应对网络公共事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例如，有的地方政府和党政干部面对网络群体事件仍按照原有的“大宣传”、“强灌输”的传统套路，以一副无所谓的漠视态度不紧不慢地处置应对；有的媒介意识淡薄，不重视网络自媒体的强大媒介功能，即便开通了政务网站、政务微博等，也少有更新和回复；有的更是害怕网络新兴媒体，断定网络自媒体是“找事、生事、添乱”的导火索，并强调依靠“统一口径”和“封、捂、堵、压、瞒”的形式打压舆论，控制网络公共热点事件；有的在应对网络公共事件中，面对网络自媒体更是失去了价值定力和基本的媒介素养，一句句“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跟政府作对就是恶”、“你是不是党员”、“你懂不懂风水”等雷人雷语频频出现[16]，引来无数网友的批评和谩骂，甚至触发出新的网络公共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