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关注

文化产业，亦即文化工业，在当代获得更多正面意义上的探讨。文化产业，涉及了大众文化、消费生活方式的诸多方面。在中国进入新媒体时代后，文化工业已分化出上千个门类。然而，文化产业的发展不同于经济产值的竞争，它还需要文化研究的准备。在我们赞叹欧美国家文化产业的成就时，不可忽视其背后文化研究理论的探索，其思路能给我们某些启示与思考。

反观“文化工业”早期定义时的人文立场

当我们去寻找文化产业最早的定义时，就会追溯到阿多诺、霍克海默的名字。接着，又会发现“文化工业”一开始被定义时，它是个否定性的概念。这并不是一种偶然。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人物，阿多诺、霍克海默在20世纪40年代就指出，文化工业出现是“技术和社会层面的分化和专业化”的必然结果。文化工业存在着“资本主义工具理性支配”趋势与危险。工厂资本的逻辑在于培育了文化产业中的梦工厂，“一度与人类主体性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和其他商品一样，变成了对象”。阿多诺、霍克海默当时认为，文化工业导致了文化产品的标准化、单一化、伪个性化的趋向。

美国学者马丁杰认为，在20世纪的知识分子中，很少有人能像阿多诺那样敏锐地感受到文化的多重意义和矛盾内涵。阿多诺不仅看到了“文化作为一种理想、信念、价值取向”在新的时代扮演着“宗教的代用品”的地位，而且他认为这种精英文化在19世纪是以人的最宝贵的成就出现的。它常常处于“大众”文化或“民俗”文化的冲突之中，处于与文明的更具物质性的成就的紧张之中。这也就是文化本身的多个层面的问题。

20世纪40年代，西方国家正处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兴起中——电的发现，电力在日常生活中被运用，电影、留声机、照相机等的发明，为新的大众娱乐产业提供了可能性。阿多诺睿智地看到，“产业化的文化就是同质的文化”，文化工业对消费者的影响是通过娱乐确立起来的。商业就是他们的意识形态。晚期资本主义的娱乐是劳动的延伸。阿多诺认为，这种文化产业是对启蒙精神的一种倒退。这也就是马尔库塞后来说的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单向度的人”的状态。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一直伴随着争议，但其历史作用，在于“它赋予了文化、艺术相对于某种社会政治作用机制的重要性”。从文化社会学角度上说，阿多诺的命题预设了一个“文化工业”发展的人文价值的底限、预设了一个伦理风险警示，即在资本原则、“工具理性”被任意扩大后的危险。

这对今天的中国依然是个启迪：只要文化产业发展中还存在着一味被工具理性价值所垄断的现象，只要还存在着经济与文化之间的人生意义寻找，坚持文化产业的人文价值的立场就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