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关注（2）

反思文化学者对生活方式、日常生活体验的关注

文化研究学者并没有停留在阿多诺的结论与担忧上。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经历了从机械化到信息化的革命过程，与之相联系的是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汽车社会、后现代社会、信息社会、全球社会的一系列新的社会特征的来临。互联网时代的技术品格深深影响了产业结构、社会结构的分化，影响了生活方式本身的分化与转型。

英国文化研究中心的学者对战后英国社会的生活方式变化给予了大量关注。比如他们对青少年流行音乐亚文化的研究、对英国伦敦东区工人阶级生活方式、对差异政治的研究等。另一方面，与“文化工业”相关的生活方式分析、符号分析也在被阐述。随着经济发展的文化导向的强化，消费文化下格调、风格、品牌符号的生产与流行，成为非常重要的东西，大于具体物质商品本身的价值。

通过对日常经验的研究，英国学者霍尔认为大众文化产品的消费，并非像阿多诺所说的那样都是被动的，而是存在着一种主体“接收”的文化过程。不同的读者会以不同的方式来解码文本。这就肯定了大众文化产品包含着认知主体的肯定及文化的民主性。

雷蒙威廉斯看到了文化现代性下人们的“感觉结构”。他认为“这种感觉的结构就是一个时期的文化”，“新一代人将会以其自身的方式对他们继承的独特世界作出反应”。这些分析把阿多诺命题的精英姿态放置于一种平视的、互动的、对经验事实的关注上。

在全球生活方式的影响下，文化工业与消费文化联系在一起，“在商业世界及生活方式的结构化中具有核心地位”。文化产品与商品的供给、需求、资本积累、竞争及垄断等市场原则联系在了一起，运作于生活方式领域。文化风格的消费，转而又推动了大众文化生产的发展。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是否就可随心所欲地享受消费文化呢？文化研究的一个重心是关注文化与权力的关系，即对底层阶级的关怀。法国学者布迪厄认为，“生活方式趣味的膨胀产生于一种结构性的生活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特定的阶级与阶层竞相把自己的特定趣味作为合法趣味强加于人”。阶层关系不在文化工业运行外面，就在里面。

20世纪60年代青年运动的社会结果，看上去只是使“流行文化”成为文化产业、生活方式，并且越来越广泛——变成全球文化产业、全球生活方式的象征。但其实它也表达生活政治的诉求，它使文化民主的权益普遍化了，包括种族平等、阶级平等、社会性别平等、年龄平等的认同。它直接或间接地形成了欧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背后的平等理念。

这对依然存在城乡、地区二元结构的中国，如何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很有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