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关注（3）

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文化不平衡性的挑战

中国正处在文化产业发展最好的时期，在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之后，中国的国际文化影响在增大。中国的科技文化园、民族文化街区、文化旅游景点越来越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越来越依赖于电视连续剧、电视娱乐节目，依赖于网上的文化生活，依赖于手掌上的手机微信的文化生活。和30年前全民只能观看八个样板戏的情景，不可同日而语。

但同时中国也处在一个问题时代，表现为：经济发展了，大众消费的文化产业红火，但社会信仰、文化归属感、基本文化秩序并没有建立起来。中国人的纸质书的阅读与日本相比是1：13，与以色列相比是1：60，国民素质的水准显然是相形见绌。在消费主义、实用主义的影响下，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也出现金钱崇拜、碎片化、平面化的现象，社会价值观混乱。在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下，缺少底线的社会秩序，“文化与社会之间存在一种让人困惑、充满痛苦的脱节”，这似乎是一种代价。

现在我们往往用“文化软实力”这样一个词，来代表我们在全球化中文化产业的一个整合方向。文化产业被假设将增强了“文化软实力”的力量。但其实文化产业在量上的增加并不简单等于软实力。约瑟夫奈认为，“文化软实力，主要体现为价值观、文化传统、政策等”，以及在非强制力下的对外的吸引力、感染力。当某个文化工业产品并不支撑价值观时，其文化产品可能是垃圾产品。对软实力而言，它可能就是一个负值。境外旅游的中国游客如只是表现为奢侈品购买力很强，行为粗俗，那么中国人的形象依然不会对世界产生文化影响力。

中国的社会转型处在全球化背景下，新技术使许多文化现象成为“共时态”。斯拉科拉什在文化研究中认为，世界已从“文化工业”过渡到“全球文化工业”。阿多诺时代的“文化工业产品”是确定的，而今天的“全球文化工业产品”是不确定的。在前一个文化工业中，生产表现为流水线式和劳动密集型生产；全球文化工业中，生产表现为后福特式设计和密集型的差异性生产。如今中国城市中多样的消费情境，类别化的创意产品，微信中对图像、文本、视频的选择等，拉什把此称为“媒介的物化”。在新的阶段，文化产品、文化消费从生产者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在流通、消费过程中发生变化，个体认知的作用越来越大。阿多诺时代所批判的“文化工业产品的同一性、标准性”，在互联网时代经历着新的个体性、差异性的认同。每台电脑的界面，就像一部“差异机器”。

中国确实赶上了推动文化产业大发展，增强文化软实力的机遇与挑战。它是创造性与复杂性的机遇与挑战。文化软实力增强，首先要有一种全球视野。认同全球文明是一个方向，这是一个长期的学习过程，不能做新“井底之蛙”。欧美大片、跨国品牌、世界体育、影视明星被接受，“全球生活方式”的吸引力，其实质是人们对开放性、多维性、选择性的思维、价值观、技术及生活方式的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