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追赶型的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民收入的提高,只有在坚持产业和技术自主的基础上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从低技术的结构向高技术的结构转变),才能实现。
我国工业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这容易给人造成“工业化已经实现、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错觉。但从技术含量和创新能力看,我们比起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中低端产能过剩,高端技术装备和元器件大部分依赖进口,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超过50%。我国工业产值平均增加值仅26%,比发达国家低3-8个百分点。工业产值的1/4用于出口,其中60%由外资完成,50%是来件加工组装。
多年来我们过分注重数量型的扩张,迷信“无为而治、比较优势”,习惯于依赖技术引进和外资的“技术溢出”,忽视培育自己的企业技术队伍和研发能力,本国企业的新技术新产品,难以获得本国市场的支撑。
转变发展方式,首先要扭转发展思维。要实现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GDP翻番、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的目标,关键是要“从数量扩张转为提高质量、从GDP导向转为国际竞争力导向”,以自主创新驱动工业的技术升级和现代化。
工业的自主升级,将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提供持续可靠的支持,为新一代青年技术人员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工业增加值、改善国民收入一次分配格局,也将有条件运用推广国人用得起的环保技术装备,实现节能降耗。这也是摆脱“国际打工仔”地位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径。
经济体制改革,要按照发展战略的调整,根据产业和技术升级的实际需要来安排。
历史经验表明,后进国家的自主工业技术升级,必须克服两个基本的障碍:一是本国技术能力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二是开放条件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市场的垄断。
所以,实行创新驱动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有统一明确的战略方针,以及为实现这一方针所需要的体制安排和政策组合。
由于科研活动和企业经营活动具有各自不同的规律,科技资源的整合和成果的产业化都需要社会性的协调,故全社会的创新活力和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取决各类微观主体的活力和他们之间的良性互动,而非单一的市场竞争机制。所需要的体制条件,是建立“国家创新体系”。
这一体制要求,国家出面制定科技及产业发展规划;动员社会资源,协调各方力量建立“官产学研用”协同攻关,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跟进;破除从科研到产业化到市场各环节的体制障碍;有限的产业支持和市场保护政策。总之,综合发挥政府——市场——微观各方面的积极作用,处理好开放性——自主性的关系,方能克服上述“后发劣势”,实现创新驱动。
其次,要根据总的经济发展战略方针和现实的市场环境,正确处理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各种经济成分的关系。我国市场当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国际竞争国内化”,这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西方跨国公司活跃在国内各经济领域,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在规模、技术与营销能力方面,还不是他们的竞争对手。一个个细分市场被外企挤占,有的已经形成外资垄断或寡占局面。当今我们的市场的最大问题,不是所谓“国进民退、国企垄断”,而是跨国公司对民族产业的强势竞争。对外开放的根本宗旨,是要引进吸收消化国外先进资源、壮大本国企业,而不是无底线地让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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