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绿色发展助推资源型城市转型

资源诅咒是一直笼罩在资源型城市头上的雾霾。我国现有262个资源型城市，约占我国城市数量的30%。资源型城市的发展，不仅会直接影响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也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正式颁布意味着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正式进入国家战略，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发展理念，这对于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摆脱资源依赖具有重要意义。绿色发展是一个复合概念，其内容非常丰富，它的核心是低碳经济，本质是科学发展，包括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经济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低度消耗资源的生产体系，不断创新的实用技术体系，合理开发利用资源、防止污染与保护生态平衡的资源环境体系。当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与绿色发展结合在一起，就是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

推进资源型城市的绿色转型，要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立足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资源环境承受能力，通过改变企业运营方法、产业构成方式、政府调控手段、居民生活习惯，实现企业绿色经营、产业绿色重构、政府绿色行政与居民绿色生活，使传统黑色经济转化为绿色经济，使资源型城市成功规避资源诅咒，进而实现城市的绿色升级。

推进企业的绿色经营符合资源型城市转型的要求。企业的绿色经营是指把绿色环保的理念贯穿于企业经营的全过程，从对环境资源的保护和补充中获得盈利的一种经营方式，包括绿色设计、绿色管理、绿色生产、绿色销售。绿色经营一方面注重高新技术的运用，强调精益生产与清洁生产，重视对原材料循环利用与原材料开发深度，最大限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利用绿色生产技术建立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将传统粗放型开发使用模式转化为绿色集约型开发使用模式，将原有资源开采和初级加工的产业链条进行绿色延伸，将生产环节纳入无废的或变废为宝的循环流程。绿色销售中的绿色价格，要求考虑环境资源成本的内部化，与健全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不谋而合，且保证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价值在利用过程中有机会得到合理补偿，有助于建立资源产地储备补偿机制，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

推进产业绿色重构符合资源型城市转型的要求。依托产业基础，发挥比较优势，发展接续替代产业，推进新型工业化，提升产业竞争力，实现产业多元发展和优化升级。其中工业、农业与服务业是绿色产业体系的物质生产主体，信息、知识产业为绿色产业体系提供技术渗透与支持，综合利用产业和生态维护产业是维护绿色产业体系循环高效运营的有力保障。产业的绿色重构可以从现有的资源及相关产业入手，提高资源型产业的加工深度，拉伸并整合产业链条，进一步做大做强资源深加工产业，形成产业集群，做出品牌，巩固提升传统产业资本积累的地位。根据资源型城市的不同阶段，实行不同的转型策略，引导资源耗费型生产模式向资源循环利用型生产模式转变，最终实现产业的绿色重构，即建立物质——技术——生态三大产业群全方位的同步绿色化构建。

政府绿色行政符合资源型城市转型的要求。绿色行政的核心是通过制定科学的、符合生态规律的发展方针、发展战略、发展对策和发展规划，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环境保护有利的管理措施与技术措施，保护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绿色行政要求政府研究制定资源开发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协调评价办法，加强可持续发展预警与调控机制；加快推进资源税改革，研究完善矿业权使用费征收和分配政策，健全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研究建立资源型企业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制度，健全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利益分配共享机制。

居民的绿色生活符合资源型城市转型的要求。居民的绿色生活意味着资源型城市人口的绿色转型，首先要加强环境保护、绿色消费、绿色生活方式等生态文明科普知识的宣传力度，培育公民的环境保护参与意识，进而提高全社会公民的生态道德素质。其次要进行劳动力专业素质的深度培养和人力资本潜力的深度开发，以适应先进的绿色生产模式，实现人力资本提升成本向生产系统的内化，为推动企业绿色经营，产业绿色升级做好准备。资源型城市的人口绿色转型是在绿化经济与节能减排的过程中，为人类营造出一个适于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以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实现社会的和谐共融。

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要求真正做到标本兼治，既对已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治理，又在转型同时对生态环境可支撑人口、经济规模和容纳污染物承载力进行定性定量分析，从全方位构建起生态环境的绿色保护机制，对转型后经济运行中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防患于未然，使生产系统本身具备环境保护能力，进而形成一种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同步开展的新型生产模式。

综合考虑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现实基础与未来发展，实施绿色发展战略、促进城市转型升级，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确立资源型城市的绿色发展战略和规划，明确目标导向；推进绿色技术的扩散，增强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完善企业绿色创新激励制度，突破绿色技术壁垒；完善绿色法律法规建设，加强环保监控惩罚机制的可操作性，积极探索绿色金融渠道；培养民众绿色发展的特有情感，养成良好的绿色文明行为，构建绿色文化体系。

（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贵州社会建设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