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战略新布局（2）

所谓“美国页岩气革命”以及近年在拉美、东地中海及东南亚海域大量油气资源的发现，正在引发国际能源格局的大变动，进而推动全球地缘战略格局调整：无论是资源、市场，还是全球能源地缘格局都在联动；美国走向能源自给，OECD国家传统能源需求走向负增长，引发国际地缘经济—政治格局大调整；全球能源消费负荷出现自西向东战略转移，所谓东（南）亚—南亚能源需求增长弧形正在形成；能源作为国际政治的工具，正在从能源生产国向美国等西方国家易手（伊朗问题即为案例）；石油峰值理论式微，气候问题热度急剧下降，等等。以上这些变化，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相应的战略机遇，也使中国加大了对中东的能源战略依赖，在这一战略方向上对中国构成更大战略压力并带来诸多战略不确定性。

大国竞争的战略方向正在发生位移。力量的竞争转向制度—规则竞争。安全层面，美国高调强调所谓“全球安全架构”；经济层面，从新技术产业群的出现与新经济技术规则的确立，到制度与经济发展模式之争，再到全球治理主导权的争夺，同步共进；环境—生态—气候问题已越出技术与发展层面，成为国际战略议题乃至政治正确和人类道德的新标准。令世界瞩目的是，美国主导的，从欧亚大陆两端而来的跨太平洋的TPP与跨大西洋的TIPP谈判悄然展开，标志着以制定标准—制度为先导的，下一轮地缘经济—全球治理战略主导权的争夺已经展开。西方国家借摆脱经济危机之机，加快改革步伐，目标集中于体制创新，转向西方自身已经高度成熟化的庞大市场，打造所谓“布雷顿体系3.0版”。美国提出的所谓“知识产权密集型”经济产业理念值得人们关注。信息化—数字化即IT—数字网络，正在变成现实生产力和新的技术产业集群，并超越经济技术形成某种巨大的集约力量或核心推动力，打造出所谓“大西方”的概念。大国围绕新兴经济技术战略制高点的卡位已经开始，新的国际规则正在生成，并已开始蚕食和颠覆新兴国家现有经济贸易优势，中小后发国家的战略机遇窗口在缩小关闭中。在全球化进程面临困难之际，有人提出了“再全球化”口号与主张，似乎与全球战略再平衡形成呼应。

这里，笔者提出中国战略再平衡的议题。战略再平衡的内涵似应包括：在旧有平衡被打破的现实下，在推动国际格局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构建新的格局与秩序的平衡。中国外交与国际战略面临多组国际战略关系的再平衡问题，笔者大致罗列如下：大国关系与周边—发展中国家关系之间，东西两个战略方向之间，世界市场—经济贸易与外交—安全层面战略需求之间，硬实力与软实力之间，能源战略需求与地缘安全之间。国际安全层面，诸如国内稳定与国际安全之间，中国领土主权安全与谋求区域乃至全球安全治理之间，海洋与陆地之间，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之间，等等。以上诸多组关系的战略再平衡，即可表达为中国对于综合战略平衡的追求，其核心系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之间的平衡，国家安全底线与国家战略目标诉求之间的平衡。故而，中国自身也面临通过战略调整实现战略再平衡的问题，中国也应不失时机地提出并参与构建全球战略再平衡进程的议题，并在构建这种战略再平衡的进程中，贡献自身的正能量。

中国外交新布局正是在这样的国际格局转型与战略态势急剧变化的大背景下展开的。一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访问亚非欧美22国，彰显了元首外交和首脑外交对中国外交战略大布局的统领作用。同时，中国领导人在北京先后接待了来自欧盟、亚洲、中东、拉美、非洲几十个国家的政要及联合国秘书长。其间，美国高官密集访华。更具全局意义的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其将成为中国协调外交、军事、安全等领域，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的最高机构。

中国坚持“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推进互利友好合作。中国所谋求的国际战略安全环境，是全球总体安全环境的既定组成部分，且必将对全球总体安全环境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战略作用。当然，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和原则也是清晰而不可动摇的。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中国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有损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这番话语重心长，奠定了中国外交战略布局的坚固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