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改革如何过大关（2）

吴敬琏更为担忧的是，当时经济转型的方向，出现了向重型化工业发展的趋势。早在2000年末，北京关于中关村发展何去何从的讨论，就引起了他对增长模式的思考，而2003年改革开放的另一个代表性城市深圳，也陷入了关于未来发展战略的争论。此后的2004年，吴敬琏对浙江经济发展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调研。(《小康》杂志全程追踪了这次调研，详见2004年刊《吴敬琏调研浙江》)

思潮与现实互相激荡，形势不容乐观。

2005年12月8日，在首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上，吴敬琏作了“增长方式转变与全面小康建设”主题报告，他在演讲中说：“对有些人说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误导了中国改革，扰乱了市场化的方向，造成了各种灾难，我有异议，我认为这个判断根本上说和基本上说都是不对的。”

在吴敬琏看来，“体制转变要消除这种障碍的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政府，政府职能要转变。”他直接指出了其中四个体制上的原因：“第一是政府配制资源，土地资源、信贷资源的权力太大；第二，是政府政绩的主要指标，并不是一个全面的协调发展，而是GDP增长；第三，是因为我们的财税制度，主要的收入来源是生产型的增值税，而生产型的增值税是直接跟产值连在一起的；第四，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严重偏离，行政定价扭曲，土地资源、信贷资源、水资源等等低估。”

在2005年底出版的《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中，他不仅对2004年兴起的大规模兴建重化工业热潮提出质疑，更进一步明确指出经济增长方式包括集约型增长和粗放型增长，前一种主要靠资源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后一种则是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他认为，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不仅是一项长期性的战略选择，而且是十分紧迫的现实需求。而其时中国从宏观经济到微观经济所遇到的种种问题，追根溯源，都与没有能够实现这种转变有关。

一方面社会上弥漫着怀疑之前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声音，另一方面则是面临市场经济未来发展的歧路之争。在各种观念纷繁芜杂、庞大中国艰难转身的时节，吴敬琏理性思考的声音显得弥足珍贵。

重启改革议程

从2009年开始，以“中国模式论”为代表的“改革成功论”越来越响亮，而“中国模式论”的核心就是，未来中国需要强化政府、大国企、投资拉动GDP高速增长的发展方式。

但是有一部分经济学家却并不认同“中国模式”的概念，他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来源于与市场规则、规律的(部分)契合，而出现的问题则是体制改革还不到位，还存在与市场规则、规律的错位。吴敬琏正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

从2009年到2012年，吴敬琏不断地通过各种公众场合发声，他将历经三十多年沿革的经济体制概括为“半统制、半市场”混合体制，对改革停滞及这种停滞造成的多方面问题提出了严厉批评，指出如果不断强化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不断扩大国有部门的垄断，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化、市场化、可持续发展，反而会倒退成发展水平极低而不可持续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甚至演化为权贵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