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地形图：逻辑与方法（2）

罗伯特·希勒（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指出，降低不平等程度非常重要。他认为，平等是一个“好的社会”的重要特征。中国在走向繁荣的进程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导致不平等程度升高了。未来，中国的贫富差距还可能进一步扩大。中国历史告诉我们，人们不喜欢不平等。所以，中国政府应该制定一个长远规划，以迎接可能到来的贫富差距再扩大的挑战。他建议，中国政府应该编制不平等现象指数，以此为依据调整税收制度。希勒似乎并不反对政府权力的强化，例如，他支持法国总统奥朗德征收“富人税”——企业须为员工超过100万欧元的年收入缴纳75%的税；他还认为政府可以领导金融民主化——让人们广泛参与金融市场以降低不平等程度。

郑永年认为，现阶段和未来十几年的改革应以社会改革为重点。中国改革先从经济领域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下一步的改革突破口是社会改革，其核心在于社会制度建设，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原来的社会制度自然解体，而以经济为主体的改革又没能建立另一套社会制度体系，因此，现在进行社会改革是“还债”。过去，我们混淆了经济与社会的界限，把市场原则用到了社会领域，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恶果，例如，原来属于社会公共服务的医疗和教育变成了赚钱的工具，具有高度社会性的住房变成了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目前，社会矛盾已经很深，再不改革，稳定可能出现问题。我们要清算之前滥用市场原则的改革遗产；同时要重申社会改革的原则，抵制社会市场化的倾向。

何怀宏提出，正义是衡量一个社会优劣最优先、最重要的标准。这促使人们将正义作为改革的目标。何怀宏认为，正义的根基在于制度的公平和合理、保障所有人的基本权利、让最不幸的人也能过上体面的生活。根据传统的理解，正义是使有才能的人充分发挥，使弱势群体得到关怀。大家都渴望正义，分歧在于对正义的内容和如何实现正义的认识。因此，我们要通过比较开放平等的对话，允许各种意见充分交流，推动共识的形成。

这四位名家访谈，实际上可以为改革的四个目标：进一步市场化，降低不平等程度，让人民生活更有保障，使社会更加正义。这四个目标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人们对于中国的期盼。即使将改革限定在经济体制的范围，这些目标也是成立的。郑永年将更有保障划到社会改革的范畴，但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的改革都牵涉到经济体制。

改革各目标之间存在内在冲突

王尔德在采访中经常提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形成新的改革共识？如果上述四个目标能在改革中同时实现，那么，改革共识是容易形成的。但是，这些目标相互之间是有内在冲突的，向一个目标的推进会不利于另一个目标的实现，这主要体现为进一步市场化与其他三个目标的冲突：市场化使强者更强，不利于平等；市场化要求减少政府干预，不利于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市场化在抑制权贵优势的同时，强化了资本的优势，未必会使社会更加正义。

这四个目标之间的内在冲突，其实是一个“古老”问题——效率与公平冲突——的深化。在实际的改革进程中，对效率目标的追求压倒了对公平目标的追求。但现在的情况与以前不同了，不平等、无保障、非正义的状况已经非常严重，如果市场化目标压倒其他三大目标，人们就会提出质疑，使改革共识没有可能形成，改革的推进将遭遇重重阻力。因此，如何协调这四大目标将是改革决策者必须谨慎处理的问题。主流理论界对如何协调这些改革目标有什么研究呢？

在《重启改革议程》的开头，吴敬琏揭示了当前的问题，他用光明与黑暗“两头冒尖”来描述：光明的一面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黑暗的一面是环境被严重破坏、腐败四处蔓延、贫富差别悬殊。这与郑永年的认识是相近的。但吴敬琏认为，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解决问题的出路是真实地推进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

市场化可以改变政府支配重要经济资源的状况，确实能起到减少寻租、扼制腐败的作用。但是，市场化又如何减轻对环境的破坏、缩小贫富差别呢？吴敬琏并没有做出直接的回答。全书二十讲，没有一讲是以缩小贫富差别为主题。第十四讲是以社会保障体系为主题，主要谈的是社会保障的基本融资方式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变的问题，但这种转变不能起到让人民生活更有保障的作用。可以说，在《重启改革议程》中，我们没有发现进一步市场化如何促进其他目标实现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