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作风建设是现代治理宝贵资源（2）

现代治理的第二个问题，是治理方式的合理性问题。在现代社会，面对国际竞争激烈、国内利益多样，任何国家要进行治理，不仅要求治理目标和执政纲领被民众认可，而且要求治理方式和执政措施有理性依据。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差别大、传统包袱重的国家，治理工作就更加需要依靠精英群体、专业团队或先锋队组织。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清醒地意识到，“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在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决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是否牢固，不仅在于它是否把人民利益作为立党之本，而且在于它能否对社会文明有扎实推进、为中国人民带来实际福利。党的群众路线之所以重要，恰恰与党的这种先锋队使命密切相关。从 “党群关系”、 “干群关系”这样的提法中就可以看到， “群众观念”与 “先锋意识”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而为了更好地履行先锋队的历史使命，党的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必须要密切联系群众，这样才能更加及时而全面准确地理解群众的真实需求；要提倡艰苦奋斗，从而能更加公正且令人信服地协调群众的各种利益；要经常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从而能更有效地消除偏差、克服盲区，避免工作中遭受不必要的挫折和损失。

现代治理的第三个问题，是治理主体的能动性问题。 “治理”与 “管理”或 “统治”的一大区别，在于治理主体的多样性，不仅是公共的而且是私人的，不仅是国家的而且是社会的，不仅是中央的而且是地方的，不仅包括政府部门而且也包括非政府组织，等等。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强调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之外，强调 “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期待着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各方面的活力都竞相迸发。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不仅要承认治理主体的多样性，而且要提高治理主体，尤其是党和政府以外的治理主体的能动性。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并不是要把人民群众仅仅当作服务的消极承受者，更不能对 “为人民服务”做消费主义的理解和家长主义的理解。毛泽东在写于新中国成立前半个月的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有一句名言：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这里所说的 “主动”，不仅是指在认识上，中国人民对历史规律有了理解，而且是指在实践上，中国人民成了创造历史的主人公，从而一改曾经让外人鄙薄、令后人汗颜的那种麻木不仁、消极被动的状态。早在三十多年以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仅要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而且要使人民的文化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精神面貌好一些。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央政治局在2012年年底出台“八项规定”时所强调的 “以良好党风带动政风民风”的要求，其意义不仅是要在全党克服不良作风，而且是要在全民倡导优良作风。有鉴于此，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成功，将意味着经过学习教育、查摆问题和整改落实以后，不仅领导干部的精神更加振作，而且普通群众的态度更加积极，单位工作和社会生活都更有活力。

目前，党的群众路线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已进入收尾总结阶段，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即将全面展开。在此节点，从现代治理的高度重新审视这项活动，将有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把握其重大深远意义。而群众路线作为党的传家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将在现代治理的框架内焕发出新的生机。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