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毛泽东以及中法文明之远见（2）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出色地构想并导演了这出外交政策的大转移，曾任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基辛格在1994年出版的《大外交》一书中提及了戴高乐将军的远见：“中苏关系的破裂带来了内在的机遇，有意思的是，最初看到这一点的领袖，是欧洲的外交老人戴高乐。”遗憾的是，基辛格在其2011年新作《论中国》中，对戴高乐主义的法国扮演的先锋角色避而不谈，似乎有意让岁月冲淡记忆，在世人前树立自己对华外交开路者的形象。

60年代时，本已孤立于国际舞台的中国又遭遇了相当严重的内部危机。1958年，中央政府欲加速全国工业化脚步，提出了“大跃进”。欲速则不达，一场巨大的经济灾难最终演变成了全国性灾难。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对大跃进运动率直地提出了否定意见，邓小平和刘少奇也对毛泽东的激进经济政策提出合理的批评，中共领导层出现了分歧。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62年年末，毛泽东创作了《七律•冬云》，将中国上空云谲波诡的危险化作笔下的诗句：“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这名指挥长征的老军事家用生动的比喻，将笔锋直接对准了国外的敌对势力。

这样的环境吓得住懦夫，却阻止不了满怀决心的戴高乐。1964年1月31日，他在爱丽舍宫向数百名记者解释了法国做出承认北京政府的决定。

身高1米96的戴高乐被法国人民亲切地称为“大个子夏尔”，他是个超乎常人的演说家，在动笔写《回忆录》之前就已写过六本书。和丘吉尔一样，戴高乐继承了古希腊的雄辩传统，能够将统治权威升华为领袖魅力。

新闻记者会上，戴高乐表述了他对中国的看法。那也是他戏剧般的演说最令人记忆深刻的一幕。《时代》杂志记录道：“一片由细长的金椅子组成的海洋上，正襟危坐着一千余名新闻记者、外交官和政府官员，当下午三点的钟声敲响时，紫红色的大幕徐徐拉开，戴高乐沉重迟缓地走向演讲台。”

戏剧般的出场并没有分散听众的注意力，演讲的丰富内容依然是关注的焦点。戴高乐的推论有两大支柱，一是长远眼光；二是透过暂时的、纷纭的现象把握永恒的实质，这也是戴高乐主义的两大鲜明特征。

这位法国政治家以中国的人口与地理事实为切入点开始了新闻发布会的演讲。在广袤的国土上，居住着“伟大的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地球上人数最多的民族，他们“聚群而居，广泛分布”于“西起小亚细亚与欧洲边疆，东至无边无际的太平洋海岸，北起天寒地冻的西伯利亚，南至印度、越南等热带”的欧亚大陆。戴高乐对中国庞大的人口和国土有着深刻的理解，认为“人们必须理性地认识这一客观现实”，必须与中国领导层进行合作。因为只有中国积极地、建设性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来，才能真正解决亚洲乃至世界长期存在的严重问题。

然后，戴高乐引出了自己对“中国之世界”的重要思考：中国不是一个民族或一个民族国家，中国从根本而言是一个文明，一个“非常独特而深厚的文明”。

很明显，作为一个西方大国，法国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体现出一种政治姿态，带有地缘政治上的动机，通过承认共产党政权，巴黎向华盛顿和莫斯科发出了自主外交的信号。戴高乐也非常清楚，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巩固国家主权与强化政治独立。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个原子弹在罗布泊实验基地爆炸成功。前一年，法国和中国都没有签署为了限制军备竞赛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戴高乐相信多极秩序比单极或危险的两极结构更有利于世界持久的平衡。在一些圈子里，戴高乐的“伟大政治”引起了不安与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