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毛泽东以及中法文明之远见（3）

1964年2月7日，戴高乐的外交部长顾夫•德姆维尔（1907-1999）成为《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背景是18世纪具有中国艺术风格特征的法国画家让•安东尼•华多的作品“凝视者”，这个恰当的背景巧妙地暗示了戴高乐对中国的立场与政策。

《时代》杂志紧接着发表了一位读者的来信，这位读者表达了自己被法国新立场激起的强烈情感，信中说：“谢谢你们把德姆维尔的照片放在了上周《时代》的封面，这将会使成千上万像我这样的读者把它撕毁、烧掉甚至是把它踩在脚下。法国怎敢把台北称为福摩萨政府，怎敢承认毛泽东的北京是中国的政府？”

就在有人对法国政府表达强烈抗议的同时，周恩来总理（1898-1976）正在非洲访问。当他听到法国承认中国政府的消息时，以法语向法国驻苏丹大使致以问候“Bonjour，bonjour，comment allez-vous?”（你好，你好，过得好吗？），并回顾了他20年代在法国留学的岁月。

然而，如果我们把戴高乐的决定完全看作一种政治手段的话，便忽略了戴高乐主义的一个基本要素。戴高乐把中国视为一种文明，他考虑到了一个更为本质的现实，超越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地缘政治上的算计。对他而言，法国政府不仅必须与另一个外国政府共事协作，更重要的是，他想让古老的法兰西民族与历史更加悠久的中国文明联系起来。

“永恒中国”理念

戴高乐非常重视长久性，他唤起了一个“永恒中国”，一个“意识到这种不变的持久性，并为之自豪”的中国。在戴高乐背后，有一位鲜为人知的人物，他是连接戴高乐与亚洲最重要的纽带，也是戴高乐获取有关中国的关键信息的来源之一。这个人不是外交官，也不是商人，而是一名影响力巨大的作家，也是法国首任文化事务部长（1959-1969）。

安德烈•马尔罗（1901-1976）是一个书生报国的典型；是20世纪重大危机的亲历者和评论者；一身兼具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识和游历各国的实地经验。在22岁时探寻了高棉文化之后，他终身都密切关注亚洲的转型和中国的蜕变。马尔罗以1927年的上海为背景，创作了小说《人类的命运》，书中一名人物刺杀国民党领袖蒋介石（1887-1975）失败，惨遭杀害。

在戴高乐眼中，马尔罗不只是法国政府的一位成员，正如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马尔罗也是自己“出色的朋友，热切关注着不同寻常的命运”。马尔罗与中华文明元素的智慧对话和戴高乐对文明永恒的倾向性一拍即合，相得益彰。

1965年，戴高乐派马尔罗作为自己的私人使节访问中国。这是马尔罗阔别神州40年后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在北京，他与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1901-1972），以及周恩来、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了会谈。陈毅与周恩来、邓小平（1904-1997）有着类似的经历，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法国度过了一段时间，对留法岁月的记忆拉近了部分中国领导人们与法国精英间的距离。

马尔罗在自己的《反回忆录》（1967）中记录了那些谈话的内容。从这部史诗般的叙述作品可以看出，在历史潮流塑造杰出人物的同时，伟人的意志也创造了历史。

马尔罗把毛泽东想象为“青铜皇帝”，以神谕般的笔调宣称，“欧洲持续300年的活力正在枯涸，而中国时代已经开始”。马尔罗还借“青铜皇帝”的嘴说出了下面这句耐人寻味的话：“我很孤单……只有一些遥远的朋友，请代我向戴高乐将军问好。”

戴高乐与毛泽东从未谋面，但马尔罗注意到两人都有一种特别的“内在疏离感”。基辛格在《白宫岁月》中，也将戴高乐和毛泽东二人相提并论。在谈及毛泽东时，他写道，“除了戴高乐以外，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像他（毛泽东）那样意志坚强纯粹的人。”

马尔罗不但影响了戴高乐对中国的看法，而且对美国总统尼克松接近北京的方式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1972年2月访华前夕，尼克松将这位时年71岁的法国作家邀请到白宫做客。在回忆录中，尼克松写道，“我又问马尔罗，毛泽东百年之后将会是何等情形。他答道，‘正如毛泽东所言，他后继无人’。他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丘吉尔、甘地、戴高乐等伟大的领袖，是由具有创伤性的天下大势造就的，但这类历史事件不会在世界上重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