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戴高乐与媒体颇有戏剧性的对话中，他不断提及自己从历史根源中汲取自省的养分。谈到中国时，他不无夸张地宣称中国“比历史还要古老”，通过挑战人类历史记载的极限，戴高乐出奇地培养了一种洞察现在的能力。他通过真诚的感召，使听众设身处地感受到中国在适应现代性过程中所经历的百年磨难，以及中国人民遭受西方帝国主义压迫的屈辱。
作为反对纳粹主义的英雄，戴高乐为自己国家的独立而奋战；作为非殖民地化的主要倡行者之一，戴高乐捍卫了其它国家的尊严。
戴高乐在新闻发言结尾处提出了中法之间的“亲近性”。中法两个大国处于欧亚大陆的两端，有些人选择强调两国间的区别，戴高乐却坚持两国的共同点与相互吸引之处，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从康熙皇帝（1654-1722）与路易十四国王（1638-1715）久远而庄严关系开始，到左宗棠（1812-1885）与日意格（Prosper Giquel，1835-1886）之间的合作，或者李石曾（1881-1973）与他的支持者赫里欧（Édouart Herriot，1872-1957）或奥拉尔（Alphonse Aulard，1849-1928）之间在教育领域的活动，亲法的中国人一直与亲中的法国人彼此呼应。
“伟大”与“中心性” “中国梦”与“法国影响力”
在过去五十年中，世界格局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戴高乐主义却并未因此失去时代意义。将戴高乐主义高度提炼成一句话，那便是：把永久的现实作为行动的方针。
伟大（la grandeur）是法国民族品格中的核心概念。戴高乐正是在这种民族品格的照耀下思考和行动的。在世界舞台上，法国的相对国力时有变化，相对复兴中的中国而言，法国的影响力必然在减小，但法国坚持扮演独特角色的信念却始终不渝。
作为法国的国家格言，自由、平等、博爱的提出是法国对世界的贡献，它既是法兰西民族追求“伟大”的结果，又是开创“伟大”的来源，只有全民都满怀壮志并付诸行动的国家，才提得出这样具有革命意义的原则，这些原则同时也是伟大的集体力量的源泉。
在中国的语境里，“中”或“中心性”正好对应着法国式的“伟大”。如果说对“伟大”的追求激励了法国历代君王、皇帝与总统，那么“中国”本身就代表了中央之国处于天下的中心地位。凡尔赛宫与紫禁城、协和广场（Place of La Concorde）与天安门广场，这些宏伟的建筑群，显然都在以沉默的建筑语言讲述着“伟大民族”与“中心国家”的故事。
在过去数千年中，中国在巨大的历史整合中将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团结在一起。展望未来，中国将继续在全球层面运用这种协调力量。
法国的生命力来自一种自觉向外辐射的努力，法国构想并阐述了一个具有启迪意义宏大事业，并意欲影响、联合外部世界；中国则与此不同，“中央之国”凝聚着广大的人口，并以从未中断的文明融合外部世界，其影响力来自一种向内的引力。
中国与法国都有极高的自我形象，总体而言，两国人民对各自国运的盛衰变迁非常敏感，当“伟大”或“中心性”在历史的沉浮中退化为追忆昔日辉煌的一道符号时，中法两国的失落感相比其它政治体来得更加强烈。
除却一些中法关系的偶然因素、临时政权、暂时性政经状况之外，巴黎和北京一直高度关注着全人类的命运，中法两国未来也必将明确地表达出“伟大”，含蓄地体现出“中心性”。
在21世纪，中法两国必须通力合作，以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法国外交部长洛朗•法比尤斯针对法国所提出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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