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如何面对中国传统文化（7）

以权利为本位的伦理发展到极端就是有问题的。权利主体最后落实到个人，每个人都有权利诉求。权利事实上是有成本的。权利的成本要体现为具体的责任，总体的权利要和总体的责任基本相等。如果大家都不承担责任，把责任交给国家，那么国家权力的扩张就是必然的。正如前文所说，西方社会在无法进行内部掠夺的条件下，其对外殖民正是在扩张市场的同时满足国民不断增长的权利诉求。

为了缓和权利伦理带来的破坏性，新的伦理观应该更注重责任的维度。在政治生活层面，应该明确，权力来源于责任，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来自其对民众和国家担负的责任。在社会生活层面，需要强调，个体的权利要与责任相适配。这意味着现代公民的自我教育，享受个人权利的同时要考虑他人的利益，主张个人权利时要看到自身的责任。

当然，如果说西方以权利为本位的伦理在今天遭遇到了诸多问题，传统儒家的伦理观也难以回答如果公权力不承担责任的话该怎么办？因而，今天我们讨论儒家传统，并不是要简单地唤回儒家伦理观，而是要吸收西方以权利为本位的伦理的有效部分，建立权利与责任平衡的伦理观。

3.治理转型大国有必要吸取传统治理大国的经验

中国现在面临的两大挑战，第一是世界潮流的巨大变迁：全球化、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同时发生，在这如此变动的条件下，维持社会的稳定，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更为艰巨。第二是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存在强大的技术壁垒和制度壁垒。发达经济体支配的世界贸易体系和世界经济结构，不断收割后发国家的经济成果。若想突破这种不平衡的经济格局，势必需要强大的国家能力，呼吁大一统的决策机构。

西方历史上有着丰富的地方自治经验，却缺乏治理转型大国的经验。唯一称得上是大国的唯有美国，但其历史也很短暂，它的兴起也有很多无法复制的因素。对于中国而言，治理转型大国需要同时应对转型期治理和大国治理两个挑战。治理转型大国面临的问题，一是稳定一是发展。转型治理可以借鉴各国的历史转型经验，而大国治理的经验只能从中国的历史上加以寻找。中国有着两千余年的大一统国家历史，正如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所指出的，中国在世界上最早出现“现代国家”的体制。治理大国的经验我们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那么早就开始运用郡县制、科举制来治理。这些治理的经验在今天是不能以“专制”这样的概念简单废除的。

中国有着两千余年的大一统国家历史，正像钱穆所指出的，中国历史上发展出一整套治理大国的“士人政治”传统，相对于西方而言，长期延续了稳定的政治秩序，保存了文明的源流。“士人政治”传统最大的优势，是执政集团在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统一。执政集团以儒家“民本主义”为指导原则，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在政治“责任感”方面的作用非常突出，远大于西方阶级政党意义上的政治“代表性”的特征。从现代政治的角度来看，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是一党执政，而从传统的视角来看，中国的一党执政延续着“士人政治”的历史惯性。

4.历史观问题与重新解释社会主义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民族。作为一个世俗文明，中华文明没有强大的宗教传统，文明的向心力靠的是历史观来维系。历史观对于中国人而言，有着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独特价值。中国的史学则内涵丰富，既有如同宗教般的价值信念，又有认识世界的独特方式。直到今天，这种基本的思维方式也未曾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