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走向（10）_政治_理论大视野_文库

其次，为了在社会制度安排中避免由这些冲突导致的争论，而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罗尔斯将正义视作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并用建构主义的方法在原初状态的设置下建构了两个正义原则来指导社会制度的安排。罗尔斯认为，正是因为两个正义原则是对现实的真实的反映，所以它们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指认了罗尔斯提出的两个正义原则存在内在矛盾，而且归纳了罗尔斯正义论的十大错误，包括脱离社会生产来抽象谈论分配正义、陷入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不加批判地假定了社会阶级存在的永恒性，等等。[42]比如，柯亨首先以分析哲学的方法从正义元理论上批判了罗尔斯的建构主义，柯亨指出，根据罗尔斯的建构主义，正义原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所以，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是应用原则，而非规范原则；诺曼·丹尼尔、凯·尼尔森和A. E.布坎南等人则认为，罗尔斯的优先规则以及对基本自由进行排序的方法必然使得不平等的自由价值(效果)对自由本身造成严重侵犯，从而使“辞典式优先”的平等的基本自由得不到保障；而在《理解马克思》中，R. P.沃尔夫直接指出：“罗尔斯的失误出自于他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正义论预设和相关分析模式的既自然又必然的不加批判接受。他仅研究分配而不问生产，由此，分配的真正基础被遮蔽了。然而，如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罗尔斯有没有用正确的方法来探求正义原则呢？没有，他的理论无论怎样标准和精妙，说到底不过是一种纯粹的分配理论。”[43]

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正义的拯救是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展开的。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奈特的承认正义，还是哈维的空间正义，或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正义，他们诉求的正义都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正义，而是社会主义的正义，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不正义的。但是，由于他们的研究方法各不相同，因而，在建构社会主义正义时他们的着眼点也各自不同。比如，当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人物霍奈特认为，身份的不平等与对立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由承认不公所导致的蔑视与侮辱激起了新形式的反抗，所以，霍奈特从主体间承认的缺乏和不公正出发建构承认正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生产异化已扩张到消费异化，造成了生态危机，并将取代生产危机，因而，他们在反思当代资本主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的同时呼吁生态正义；大卫·哈维指出资本积累必然把剥夺性积累/贬值并入于社会生活之中，地理不平衡发展导致的空间差异既体现于以领土组织为单位的民族国家之间，也体现在连接全球性劳动分工和功能分工中的地方性体系中，立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转向，哈维揭露了当代资本主义对空间的剥削，从而寻求空间正义；等等。

总之，作为政治哲学的主要议题，马克思主义无法回避正义问题，与此相应，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哲学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方法论的转变，首先就必须应用于关于正义的一系列问题的研究中，对正义问题的不同回答也就表现了他们不同的方法论走向。

注释：

[1]参见张文喜：《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向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第5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294页。

[3][英]拉克劳、墨菲：《社会主义战略，下一步在哪儿？》，载周凡、李惠斌主编：《后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65页。

[4]同上书，第654页。

[5][意]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6][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76页。

[7]同上书，第77页。

[8][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44页。

[9][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68页。

[10]仰海峰：《阿尔都塞多元决定理论的后马克思主义解读》，载《东岳论丛》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