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走向（8）

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范式不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范式主要表现在它是以分析哲学的方法解读马克思，这种方法与辩证法相对，它要求以精确的表述和逻辑分析消除马克思著作中的模糊。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合法性问题”的思考中，柯亨发现，马克思经常用一些法律术语来表述经济概念，如用“财产关系”(法律的)来表述“生产关系”(经济的)，根据马克思的定义，生产关系是指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马克思常常把生产关系又称作财产关系和“市民社会”。这种财产关系同时也表现为法的关系：统治和奴役的关系、劳动与财产的占有关系、资本家和雇佣者与土地所有者的租赁与雇佣关系等。所以马克思在谈到“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时，同时将之称为社会关系、所有制和法律关系。柯亨提出：“如果经济基础是由财产(或所有权)关系构成的，那它如何能同假定由它解释的法律上层建筑区别开来？”[36]对此，柯亨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分析了与描述经济结构相关的权力以及与其对应的权利，发现“所有制”、“财产关系”等概念在马克思的相关用法中指的不是法律上的所有制关系本身，而是事实上存在的权力关系。柯亨指出，这是一种功能解释，即被解释的东西的特性是由它对解释它的东西的作用所决定的。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思潮相对，法兰克福学派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它延续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潮，他们的批判理论是以对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的批判为主要任务的。众所周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转向是为了摆脱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解读，因为，认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是消解个人主体性的历史决定论是自由主义反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主要原因，比如，波普尔指出马克思主义对历史规律的描绘与预言都是不成立的，因为，首先，历史是无规律的及不可预测的，历史唯物主义怎么能像经典物理学那样，揭示出隐藏在历史进程中的节律模式乃至规律并以此来达到历史预言的目的呢？如此，马克思主义何以作为政治哲学而言说某种政治制度是否正义；其次，历史是无意义的，波普尔不承认有价值中立的语言，所以他根本否认客观记述历史的可能性，对历史的任何言说都渗透了主体的价值观，如此一来，历史唯物主义根本无法证明某种政治论说的正当性，因而也就不具备成为一种政治哲学的可能。波普尔的这种观点遭到了哈贝马斯的批评，哈贝马斯认为，波普尔没有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批判的社会哲学的实质。在《理论与实践》中，哈贝马斯通过分析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区分了批判的社会哲学与科学和其他社会哲学的差别，从而明确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以实践的意图拟定的社会理论；这种理论避免了传统政治和近代社会哲学互补的缺陷，所以它把科学性的要求同一种与实践相关的理论结构相联系。”[37]事实上，将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一种批判性的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一贯的做法。这种批判理论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其方法论就在于它一方面研究社会实践，即社会全局利益的历史结构联系，另一方面研究政治实践，即通过分析历史活动的联系而自觉提出改变现有体制的目标从而影响历史活动的联系。

“工具理性”不仅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资本主义的焦点，更是他们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维度的关键。他们认为，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延续了黑格尔的路线，使他的伦理目标和政治哲学维度能够凸显出来，但是，马克思后期，“在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之中，同他新的基本概念相一致，他把不同阶级之间冲突运动的规律固定在经济利益的对立上。在马克思看来，阶级斗争不像黑格尔所解释的那样是为了承认而斗争，而是沿着为(经济的)自我肯定而斗争的传统模式。结构稳定的利益竞争，突然取代了因相互承认关系的破坏而产生的道德冲突。”[38]这使得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而来的劳动概念也陷入了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的藩篱中，使得马克思对“生产美学”寄予厚望，也使他对建基于生产发展之上的历史决定论过于乐观，对此，霍奈特说：“正是功利主义思想体系使马克思主义忽视了它自己的伦理目标，并产生了严重的后果。”[39]因此，他们认为，应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学根基，即社会斗争与交往维度，而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哲学批判也只有在交往理性中才能被正确阐释。

可见，研究方法转变的不同走向导致了研究结果的不同。由于都偏离了马克思的方法论，因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不管是保卫马克思或为马克思辩护，还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都已经不再是马克思的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