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走向（6）

其次，话语分析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重要方法论。当代政治哲学的话语政治转向在很大程度上与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密切相关，恰如哈贝马斯所说，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为我们准备了概念手段，用以分析体现在交往行为当中的理性。以语言分析为基础的“话语”分析逐渐成为当代政治哲学方法论的重大创新的又一走向。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这种话语转向与创新的重要力量，拉克劳、墨菲甚至“把社会归结为话语，并用话语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概念，把传统社会科学的一系列范畴消解为话语”[28]，可谓“一切皆话语”。然而，同样是从话语分析出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立场。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以话语模式为基础对现代性政治规划进行了全面的否定与批判。福柯说：“话语模式(mode of discourse)并不仅仅是一种使得言说成为可能的语言结构，而是体现了我们生活在一个用语言说出事物的世界中。这些语言并不是不留痕迹的，实际上，它们的多样的痕迹都会保留下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被交织的话语标记、包围的世界中，它的内容就是被说出的物，断言与命令，以及已出现的话语的言说。”[29]因而，话语实际上就是展示秩序的符号系统，福柯用“离散中的规则”(regularity in dispersion)加以表达，据此，福柯展开了他的政治解剖学，即一切规训与惩罚都是权力话语，而权力的弥散性决定了一切真理话语不过是一系列政治事件，正义则是语言游戏。

与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相反，哈贝马斯从话语分析出发则试图拯救现代性政治规划，即通过“普遍语用学”及其“以对话为中心”的协商民主重建交往合理性。哈贝马斯认为，在传统中人们普遍重视“语言”，而轻视“言语”。在他们看来，似乎只有“语言系统”才适合于逻辑分析和规范探讨，相反，“言语系统”只适用于经验分析，即只适用于经验科学。对此，哈贝马斯指出：“我坚持这样的论点：不仅语言，而且言语——即在话语中对句子的使用——也是可以进行规范分析的。正如语言的要素单位(句子)一样，言语的要素单位(话语)能够在某种重建性科学的方法论态度中加以分析。”[31]据此，哈贝马斯认为，人际关系是由言语者、听众和当时在场的其他人所具有的视角系统构成的，这些视角相互约束、相互作用，并在语法上形成了一种相应的人称代词系统，不管是谁，只要经过这个系统训练，都能学会用完成行为式的立场来接受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的视角，并使这些视角相互转换。这样一来，自我就能够从他者的视角出发与作为互动参与者的自我建立联系。[2]因而，话语政治其实就是消解自我中心主义，通过去自我中心化的政治进程，建构交互主体的政治模式，确保个人能够有效地参与到政策的决定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体现个人的权利的实现。在此基础上，以对话方式为主的民主程序可以实现对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代议制民主的消解。

再次，生命政治迅速崛起成为时尚新潮。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出，统治表现在权力对生命的管理上，包括对单个身体的强化训练以及对总体的人口数量的管理调控形式，它不是借助暴力、酷刑使人服从，而是通过日常的规范化的纪律、检查和训练来达到支配和控制的目的，行使权力的功能，把人变成为权力操纵的对象和工具的。在德勒兹看来，权力对生命的管理表现在对欲望的控制上。在《千高原》中，德勒兹把欲望安置在分子和克分子的两极构架内加以讨论，其中，在分子系统内欲望是由“柔软的分割线”所构成的，在此无中介欲望的纯粹生成，欲望自由流通于“无组织躯体”的“连贯平面”上；而在克分子系统内它由“僵硬的分割线”所构成(比如男人/女人、成人/孩子、白人/黑人等)，由它带来组织和层级的再辖域化和反复制码，欲望日益硬化成限制流和意义生产的能指。德勒兹认为，传统的宏观政治就是一种克分子式的政治，而关注日常生活的微观欲望政治则是分子式的政治。对此，德勒兹提出“精神分裂分析”，即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来阐释资本主义的统治权力对个体的驯化和对生命的管理的方法，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统治权力对个体的驯化是通过对个体的无意识进行控制而实现的，无意识(欲望)是一种革命性的、生产性的和肯定性的力量，只有当微观领域之中的欲望发育成革命的欲望形式，阶级斗争才会被提上议事日程。所以，微观欲望政治关注的主要对象是欲望的流变机制，欲望被辖域化到压抑性的等级制度中的踪迹，束缚欲望的制度规范(如何解辖域化)。[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