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走向（7）

以多元分析取代阶级分析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多元的权力形态的关注，其中更集中于对其微观生成机制的研究。这实际上也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政治实践的新转变：在“后工业”社会中，政治关系已经不能再局限于由劳资关系引发的阶级冲突而得以理解，继之而来的多元政治诉求也已经无法在阶级的框架中得以满足，“马克思在他早期著作中提到的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活动是‘资产阶级市民’的实践活动，而无产阶级虽构成市民社会的基础但却被排除在外”[33]。基于这样的认识，政治冲突不能化约为劳资冲突，权力关系也不能简化为阶级关系。

四、“科学”范式还是“批判—建构”的追问

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变化了的历史环境中掌握话语权，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直纠结于对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范式还是批判理论的追问，其中一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对社会历史规律的科学认识，所以它能在历史发展的见证中获得政治哲学研究的合法性，持该观点的多见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思潮，他们主要是对马克思的文本结构和原理做科学解释；而另一部分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基于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理论，基于这种批判性它才是一种政治哲学，该论点的代表主要是法兰克福学派，他们认为，可以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维度进行阐发或重建，使其可以作为一种政治哲学。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持科学主义观点的标志性口号，与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相对，他们的理论任务是以科学的方式解读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因为这一关系正是我们通往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关键。这一思潮以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和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为主要代表。阿尔都塞以及深受阿尔都塞影响的普兰查斯对马克思著作的政治理论进行了科学分析。而柯亨则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全新的解读范式，使历史唯物主义获得了政治哲学研究的合法性。

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与意识形态截然对立的，人道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所拒绝的意识形态，即“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正如在历史唯物主义内部起作用那样，意味拒绝把对社会形态及其历史的解释植根于抱有理论企图的人的概念——就是说，作为开端性主体的人的概念，因为人们就在这个概念里找到了他的需要的开端、他的理论的开端、他的行动和斗争的开端。”正是在此意义上，对社会和历史的解释就必须从一种结构主义出发，即“具体意义上的人是被关系的许多规定(决定)的综合所决定的，他们受到这些关系的束缚并成为其中一员。如果说马克思没有从那个作为空洞观念的人出发，那么这是为了最终得到活生生的人；如果说他围绕着把活生生的人当作‘载体’的这些关系兜圈子，那么这是为了最终能够掌握支配他们的生活和他们具体斗争的各种规律。”[34]因此，对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的不仅仅是经济主义所强调的经济基础的结构，还有意识形态结构，它既是一种无意识的表象结构，又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结构，所以，它尽管具有虚幻性，但也是对人类社会的真实存在的反映。正是在此基础上，“一种意识形态总是存在于某种机器当中，存在于这种机器的实践或各种实践当中。这种存在就是物质的存在”[35]。这就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人们在其中按照意识形态的指令行动，顺从于这种物质存在，从而丧失自己的思想，这是一种扭曲的关系。可见，阿尔都塞通过将主体排除在历史之外，并以结构主义重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使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与意识形态对立的科学形态获得了政治哲学的意蕴。

在普兰查斯看来，阿尔都塞结构主义中的多元决定论破解了经济基础的最终决定作用和上层建筑的相对自主性的关系难题，为解释资本主义国家自主性提供了理论突破口。葛兰西曾经用“组织化的资本主义”来形容资本主义的新形态，他指出，生产过程的组织化导致了机构的组织化，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也是国家调控的一种手段。在此基础上，普兰查斯指出，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其中，由于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是构成性关系，同时，政治权力又表现为结构性的关系，因而，阶级不是“经验主义的物”，它不是仅凭生产关系就可以确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也是构成阶级不可或缺的结构因素，而且它只能在阶级斗争和阶级活动中被确定，如此，作为阶级斗争的目标和场所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仅仅唯统治阶级的利益马首是瞻，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是取得了对统治阶级的相对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