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走向

摘要： 继20世纪70年代政治哲学复兴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也纷纷转向政治哲学研究，但因其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之于政治哲学研究有效性的质疑，在方法论上，他们开始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产生偏离，其目的是寻找和重建马克思主义之作为政治哲学方法论的有效途径，可以将之概括为从“经济主义”走向政治中心论、从整体主义走向个体分析、从阶级分析走向多元分析。同时，这激发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合法性的“两大追问”，表现为在“科学”范式还是批判—建构范式之间徘徊、以及在超越正义与拯救正义中的质询。

关键词：政治哲学 ;阶级;正义;马克思主义  

政治哲学在当代复兴之后，表现出从宏观政治哲学向微观政治哲学的转向，并对马克思主义之能否作为政治哲学提出了挑战，甚至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合理建构“可能需要绕过马克思”[1]。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首先在方法论上进行了反思。他们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因其偏重于对经济基础、国家结构及集体(阶级)主体等宏观政治层面的强调，已经偏离了当代政治实践的要旨，并丧失了对当代政治现实分析的有效性，这种偏向根源于其“生产力—生产关系”范式的方法论立场。依赖于对当代微观政治研究的重新思考，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多方面重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企图借此摆脱经典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并弥补其缺陷，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的话语权。本文拟就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方法论的走向做一初步概括与述评。

一、从“经济主义”走向政治中心论

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出现了一种突出政治优先性的政治哲学研究范式，它以后马克思主义为主。就像拉克劳和墨菲所明确表示的那样，他们突出政治的优先性意在公开反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预言的政治的彻底被消除：“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了政治性质。”[2]在后马克思主义看来，政治是永远不可能被彻底消除的，因为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或许可以消失，但对抗永远存在。

后马克思主义突出政治的优先性、永恒性，并提出以领导权为核心的激进民主政治，声称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哥白尼式革命”。“现在我们已抵达到前此提及的哥白尼式革命的核心之处了。这在于艰难地得出与经济主义决裂的结论——它由列宁开创、经葛兰西和陶里亚蒂得以发展；在于坚决地与本质主义的‘历史保证’的形而上学决裂；也在于同一种宣称自己为历史过程的‘绝对真理’、宣称自己能够预测历史的必然进程的形式上的科学形式决裂。如果我们还想有朝一日进入到一种真正解放的和自我管理的社会，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把社会构想为一个充满着多样性的政治斗争复杂的场域，在其中，大量的不同主体必须被承认和接受。”[3]

众所周知，第二国际把作为科学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教条化为“经济决定论”和“阶级主义”。后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分析路径阻碍了对那些不符合阶级关系结构的社会运动的正确认识，但这一经济主义的分析路径的局限性的认识在列宁那里打开了一个缺口，“列宁不再把革命性的断裂构想为单一矛盾之展开的必然的、预定的点，而是构想为特殊的关键性转折点，它由各阶级间力量的关系中的移位所支配”[4]。而在各阶级力量的关系中如何保持阶级意识，并获得领导权的问题则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