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官”是国家治理的重中之重 （3）

三、形成围剿吏治腐败的制度防线

古往今来，不同时期的统治者都高度重视选人用人，把“选什么人、怎样选人”视为治国理政之要务。我国封建社会强调“为政之要，唯在用人”，开创了举孝廉、科举制等入仕机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行英美现代文官制度，提出了建设“人力资源”、“人才资本”等新理念。当代执政党的干部选任工作必须适应社会职业细分、公共职位分类和人力资源战略管理的需要，走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道路。但不管执政党如何设定选拔任用机制，由于公共职位与公共权力紧密相关，甚至可能与个人或集团利益互为一体，其进入、晋升机会都是稀缺性的。资源稀缺导致竞争加剧乃至出现不正当竞争，当竞争机制不畅或被扭曲时，就会产生不正之风，甚至出现“边病边升，边升边病”、“少数人中选人，少数人选错人”等问题。

对执政党来说，用人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用人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全面深化改革，既需要有力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也必须有效防治吏治腐败。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是执政党科学配置优秀人力资源的授权赋能过程，也是党的组织建设的入口机制，对全社会人力资源建设和规划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对完成全面深化改革任务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按照三中全会的改革规划，国家吏治改革将主要从三个方面发力：

（一）干部选任制度改革的带动力。《决定》重申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构建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选人用人机制，使各方面优秀干部充分涌现。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是干部人事制度的首要环节，也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关键方面和依法治国的实践写照。干部选任制度改革对国家吏治改革具有以点带面、以小见大的效力。当前，要抓紧贯彻落实《决定》相关部署，改进竞争性选拔干部办法，改进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机制，区分实施选任制和委任制干部选拔方式，坚决纠正唯票取人、唯分取人等现象，真正把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选拔出来。这正是遏制“任人唯亲”等弊端的治理之道。

（二）考核评价机制改革的推动力。《决定》强调，改革政绩考核机制，着力解决“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及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政绩考核“坚持什么，反对什么，鼓励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特别是党员干部队伍的“指挥棒”。只有改革政绩评价指标，扩大民主评议方式，才能形成推动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的强大力量。同时，《决定》亦从反向维度指出，完善和落实领导干部问责制，完善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制度体系；破除“官本位”观念，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这就有助于形成奖优与汰劣相衔接的监督“闭环”，构建“能者上、庸者让、懒者下、过者罚、贪者出”的中国特色“治官”体系。

（三）监督体制机制改革的驱动力。《决定》用了较大篇幅阐述纪检监察体制机制改革创新问题。其中，亮点是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明确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这是以党内“上位监督”驱动党员干部“干净干事”的强信号，既有助于自上而下加强对各级党政“一把手”的监督，也有助于纪检监察组织对同级党委常委会成员定向监督，有助于防治窝案串案等集团式腐败。同时，通过派驻机构对派出机关负责、改进巡视制度等举措，使得党内监督资源“下沉一级”，履行监督职责更有底气。

总之，“治官”是治党之要、治国之基，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重中之重。可以预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的不断健全完善，国家治理能力的持续现代化，各级党政领导干部都将承受前所未有的勤政廉政压力，也必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干事创业、干净干事的巨大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