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与体制的逻辑链（2）

与此类似，人们呼吁减少污染、做出政治选择的时候，明白自己会从更干净的空气，更干净的水中受益，但是，并不会太认为其中的义务和自己切身相关，会实实在在地降低自己的收益。或者，会低估自己的义务、高估他人的义务，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别人的义务会多过自己的义务。比如，消费者会认为主要是工厂利益受损。正是在这种幻觉下，公众对环境保护，对社会成本的担心、呼吁，就集聚起来，形成集中的、明确的政治力量，产生政治压力，逼迫政府强力的治理污染。显然，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体制过程。

所以，指望中国人提高素质，出行不开车，主动采取低碳生活方式，工厂主动采取环保能源，实行严格的环保措施，人人从我做起，抵制污染，这既是幼稚的，也是不符合社会规律的。对于减少污染，不能靠自我约束，而只能靠“义务幻觉”下的相互约束。

“公共池塘资源”及其他

但是，在当下中国，缺乏一种明确的途径来收集这种个体意见。相反，政府官员、工厂的利益都是明确而集中的，也就更有动机通过不作为、行贿进而阻止、弱化社会成本聚集起来，社会成本虽然广泛存在但却无法集聚，各地的PX项目就是典型例子。

所以，雾霾与体制之间的确存在明确的因果链，只有当体制问题解决之后，社会成本才能聚集，政治压力才能形成，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只是科学、经济、政策方面的技术性问题了。

实际上，不单单在聚集社会成本方面，在制定政策方面，体制也能发挥作用。

雾霾的本质，是对空气的污染。空气，虽然是一种典型的公共品，但是在工业时代，不管是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污染空气，还是个人使用空调、开车导致的排污，都是可度量的——正是因为碳排放可度量，才有了碳交易。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在一定限度内，排污不可避免，那么“排污污染空气”，就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共池塘资源”特征。

所谓公共池塘资源，它既不同于纯粹的公益物品（不可排他，共同享用），也不同于可以排他、个人享用的私益物品，同时也有别于收费物品（Toll Goods）或者俱乐部物品(Club goods)(可以排他，共同享用)。它是难以排他但是共同享用的，是一种人们共同使用整个资源系统，但资源单位是可计量的，只能独占、分别享用，诸如渔场、牧区、灌溉渠道等。

对于这类公共池塘资源的管理与分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中提出了8条公共池塘制度的设计原则。其中的三、四两条对当下中国的雾霾问题，很有启发意义。第三条的内容是：集体选择的安排。绝大多数受操作规则影响的个人，应该能够参与对操作规则的修改。第四条的内容则是：监督。积极检查公共池塘资源状况和占用者行为的监督者，要么是对占用者负有责任的人，要么是占用者本身。

现在雾霾严重，大多数人都批评政府，但当治理雾霾措施出来之后，如果会导致汽车限行、汽油涨价，仍会遭致批评。实际上，这正是第三、四条的另一重涵义。受规则影响的人，应该能够参与操作规则的修改，而规则的监督者、资源（新鲜空气）的保护者（政府），也应该与资源的消耗者（老百姓），存在明确的代理关系。一旦代理关系不存在，或者较弱，那么，无论资源的管理者如何做，都必然遭到公众的批评。而当受污染的公众，能够通过可靠的、可见的逻辑链条参与规则设计，不仅能使规则本身更能反映各方利益，也能得到更好的配合。

所以，不管是聚集社会成本形成政治压力，还是在具体的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上，体制都与雾霾有着明确的逻辑关系。

讨论一个国家的体制问题，从价值观角度，相对简单，是一个是与非的问题。但从功利、效果角度看，一个政治体制如何能有效均衡个人与社会成本，是人们对其作出评价的重要标准。多数情况下，并无依据断定一种体制完全没有收集外部性、均衡个体与社会成本的功能，比如，当下河北不停地关闭水泥厂、限制钢铁产量，就是一种明显的体制对雾霾的反映。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不同体制在实现此类功能上的效率、速度、预见性、科学性却存在量的差别。这种不同的政治结构之间的差别就构成了评价的依据。从这个角度看，程度就是实质，量的差异就是质的差异。更何况，北京雾霾治理，很难说没沾“同在一片天空下、共同呼吸同样的空气”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