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与体制的逻辑链

雾霾是当下的重要公共议题，很多人把它归咎于体制。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是，雾霾与体制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因果关系与逻辑链呢？

公地悲剧的陷阱

空气是一种典型的公共品，对公共品的使用，往往会遭遇公地悲剧的陷阱。哈丁在《公地的悲剧》中设置了这样一个场景：一群牧民在公共草场放牧，虽然牧民们都知道草场上的羊已经太多了，再增加羊的数目，将使草场的质量下降，但因为草场退化的代价由大家负担，所以，从自己私利出发，每个人都会选择多养羊获取收益。

公地悲剧的原因在于资源不具有排他性的所有权，这就会导致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一致。所谓私人成本，是指个体、企业进行某项活动所付出的成本，而社会成本是指社会为某项活动付出的成本，通常包括私人成本与社会其他个体为此项活动所付出的成本。

解决公地悲剧的办法就是，政府介入调节。不过，政府介入调节，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从排污方面看，其实，在当下中国，在污染这件事情上，个人、企业、政府本质上并无太大的不同：地方政府官员为GDP带来的政绩，企业为更高的利润，个体为了舒适取暖、开车，都在破坏环境。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是加害者，每一个人也是受害者。

“义务幻觉”效应

虽然有环保部门，但是，当社会付出的巨大成本并未转化为政治压力时，环保部门的权力往往不大，动机也不强。这就意味着，要政府行动起来，首先必须要使社会成本转化为对政府的政治压力，而把社会成本转化为对政府的政治压力的过程，正是所谓体制的功能。那么，体制是如何运行的呢？

在具体的污染过程中，所有排污者的好处都是实实在在的、明显的、集中的，另一方面，个体制造的污染，却是分散的。对于个体来说，自己制造的那一部分污染仅占自己所受到的污染的很小一部分。比如，一个人开车，享受了开车的好处，排放出的污染，虽然自己也要受到损害，但是，如果说他开车享受到的好处是10的话，它受自己排放尾气的危害就小得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做出这种行为的人却非常多，当他开车的时候，很多人也开车，所以，当这种污染集聚后，他受到的污染的损失，可以接近、等同于甚至大于他开车的收益，但即便如此，他个人减少开车，减少的危害是微乎其微的，但同时却立即损失了整个排污带来的收益，所以他不会减少开车的行为。当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就陷入了公地悲剧，无法自拔。这就如同很多人在网上质问雾霾，但是自己却开大排量的轿车，也丝毫不会降低冬天空调的温度。

但是，从个体意识上看，面对污染，个体会希望其他人一起减少开车，他会呼吁他人减少排污行为。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种我个人称之为“义务幻觉”的效应。

这种义务幻觉类似于财政幻觉。所谓财政幻觉，就是由于复杂的税制、税收和支出分离，财政税收制度会使得纳税人在财政选择过程中产生幻觉，或使他们认为所要缴纳的税收低于他们的负担，或使公共产品的受益者认为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的价值高于实际价值。简而言之，人们会认为福利都是天上掉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