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崇德与宪法的60年不解之缘

他是新中国第一代宪法学者，1953年从教，著书立说汗牛充栋，迄今六十余年；他是新中国宪法制定的亲历者，参与了1954年宪法起草，如今数遍全国的学者，仅此一人；他是香港、澳门两个特区基本法的起草委员；他还很“文艺”，诗词、书画、篆刻均有深厚造诣。

青年时期的许崇德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亲历者

1954年春天，中南海里来了几个年轻人，许崇德就是其中一位。当时，他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毕业并留校任教不久。中南海里正在进行一件大事：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宪法是国之重器，当时起草工作急需专业人才，许崇德被宪法起草委员会副秘书长田家英挑中，抽调到中南海工作。

在宪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资料组，许崇德参加了许多会议，接触了大量资料，为后来从事宪法学教研打下了基础。

1954年9月20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代表们一致表决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史称“五四宪法”。当全体代表起立鼓掌、热烈欢呼的时候，作为工作人员站在走廊上的许崇德也十分激动。

许崇德1929年1月出生在上海青浦，幼年丧父，母亲靠教书把他养大。

8岁那年，日军侵华，上海失陷。冬夜，母亲带着许崇德逃难，经过淞沪战场，当时的惨状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中学时代，他在一首诗中回忆这次逃难：“霜浓白骨遗尸冷，月黑腥风带血吹。我念中华多壮士，悲歌慷慨舍身时。”

那时候，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已经在他心中萌芽。

1947年，许崇德考入复旦大学法律系。在复旦，他遇到了启蒙恩师——张志让教授。张先生是留美归来的法学大家，开一门比较宪法课。他上课不仅讲宪法原理，还联系实际批判国民党的民国宪法，很受欢迎，课堂总是坐得满满当当。张志让也被学生们称为“民主教授”。

1948年过后，张志让突然从复旦“消失”了。后来才知道，张先生去了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和共同纲领的起草。新中国成立后，张先生也参加了新中国宪法的起草。

1951年，许崇德从复旦大学毕业，被分到中国人民大学当研究生。他万万没有想到，分配他去的是国家法教研室，学习研究的正是他最喜爱的宪法学。从上海到北京，命运之神一锤定音，宪法学成了他奋斗终身的事业。

如果说制定“五四宪法”时还只是做辅助工作，1982年修宪，许崇德则是全程参与、“一统到底”。1980年修宪一启动，他就被借调到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起草宪法条文。

这次修宪是大修，刚开始参加起草的是许崇德等4位学者，后来扩大到12人。他们集中在京西玉泉山工作，两年多时间里起草了130多个条文，每一条都反复斟酌，比较正式的稿子就有6稿之多。学者们提出了许多设想和建议，不少都被采纳了。

1982年5月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参加起草的专家大多回家了，只有许崇德和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王叔文还在玉泉山。忽然，彭真从隔壁楼打来电话，叫他们去商量宪法序言底稿。回来后，许崇德以一首《玉泉山之夜》，记录下他们在灯下修改宪法草稿的情景：“灯下词初定，纸间策已筹。宪章临十稿，尚欲益精求。”

1982年12月4日表决通过的“八二宪法”和后来的4个修正案，构成了我国现行宪法。与过去的宪法相比，“八二宪法”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这一章放在“国家机构”之前，并专门规定了“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等内容，这是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作出的理性选择。30年来的实践证明，现行宪法是1949年以来最完善的一部宪法。

1990年秋天，许崇德在美国访问。在参观了美国开国元勋、独立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的纪念堂后，他赋诗一首，抒发了中国宪法学人的豪情：“圆厅敞阔立金身，手执宪章瞿有神。我亦草书根本法，从来笔下不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