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洪华：关于中国大战略的理性思考（6）

中国大战略的实施原则

孙子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中国大战略目标是既定的，其具体实施则需要与时俱进。中国将重点关注如下方面：

第一，加强对战略态势的跟踪评估，构建国家大战略目标的评估和调节体系。评估战略态势的指标，包括战略能力、战略意愿、战略目标等几个主要部分，其中战略能力是由国家实力、国家战略观念和国际制度的参与等因素整合而成的，而战略意愿既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战略谋划水平，也代表着该国所持有的战略姿态。战略态势反映了一个国家大战略的基本表现及其引致的战略效应，是衡量战略谋划精当与否的基本条件，国家应根据战略态势变化调整其战略布局及战略实施。构筑良好的战略态势，要强调在既有国家战略资源的基础之上，加强国家的基本战略能力；要加强国家的战略意愿，体现更加积极、稳健和建设性的战略姿态；鉴于国家战略目标是多元的，应集中于核心目标的实现，同时强调忧患意识、居安思危的必要性。

其次，强调以发展实力为核心。中国崛起的基础是实力崛起，即必须首先增强国家实力，成为更强盛的大国。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指出，世界大国首先是世界经济主导国，即经济规模大、富裕程度高，而且在技术革新条件下主导性产业部门旺盛，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心。[20]当前，中国是最具有潜力的世界市场，但人均GDP低、国内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等事实表明，中国要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心尚需时日。由于经济全球化自身的内在逻辑缺陷，中国正生活在一个人类从未经历过的发展与不稳定并存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人类发展逻辑的优先点应该是自我实力的增强。国家实力的增强，不仅源于国内市场的发展和培育，还源于全球化条件下战略资源的获得。中国不可能完全依赖国内资源支撑巨大经济规模并实现持续高速增长，满足10多亿人口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就决定中国必须立足国内、面向世界，在更大范围内获取更多的国际资源、国际资本、国际市场和国际技术，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21]同样重要的是，国家实力的增强，不仅以硬实力的稳步上升为标示，也必须以软实力的增强为基础，中国需将提高软实力特别是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作为增强国力的核心之一。

其三，根据大战略目标调整国家间关系。第一，强调大国关系的关键性，中国崛起首先冲击的必将是现有世界大国的权力和利益分配，而这些大国也会见微知著，对此更为敏感。因此，中国必须与世界主要大国特别是处于霸权地位的美国建立战略关系，促使大国之间的协调、合作关系的常规化、制度化，积极参与既有的大国战略协调机制（包括G-20），确立中国与这些大国的战略利益之间的建设性关联。在大国关系中间，中国应加强纵横捭阖的外交能力，不仅要加强中美战略合作关系、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中日和解的实现，也要进一步加强与欧盟（以及法国、德国等欧洲大国）的战略合作关系，同时要在大国之间确立战略平衡态势，以更好地服务于国际战略利益。[22]第二，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协调关系为中国地缘战略之首要目标，中国应确立在周边经济合作中的主导定位，以经济合作带动东亚一体化，进一步强调与周边合作之战略利益的长期性、长远性，将周边塑造为中国的经济战略带和战略纵深区域。第三，调整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合作关系曾经也将继续是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重要保证。中国应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南北对话。同时，应进一步通过经济合作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与发展中国家一道分享中国经济繁荣和改革开放的成果、经验，将共荣、共赢作为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发展的重要目标。发展中国家仍然有其战略重要性，但是其重要性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历史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更多地集中在获得政治支持方面，那么今天则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且经济合作的价值更加突出。鉴于发展中国家已经分化，不再是一个整体，今后应以具体性代替整体性。第四，对世界上最为贫穷、濒于失败或处于失败境地的国家（Failing or Failed States）等提供更多的经济、外交或其他形式的援助，以此负担大国责任，并逐步实现国家战略利益拓展的目标，将利益触角延至全球。[23]

其四，更好地利用国际制度，使之成为拓展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渠道。中国崛起的前提条件之一，是了解、遵守、利用、修改、完善和参与制定相关国际制度。中国崛起与融入、改造、完善国际制度的过程相辅相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融入国际社会，对国际制度的作用及其局限性有了更为圆熟的认识，[24]中国已经近乎是国际制度的全面参与者，主动促成地区性国际制度的建设，在亚洲区域国际制度的建设中承担了主导者的角色。中国应进一步学会更好地利用国际规则，积极参与国际制度的修改、完善、创新，且利用实力资源阻止不利于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国际制度生成。首先，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意识到全球化不是中国主导的，其规则不是中国制定的。中国必须理解与国际接轨的完整含义，了解在什么程度上与国际接轨最符合国家利益、接轨过程中如何平衡发展与安全、主权的关系等，深化对国际制度的认识；其次，要充分利用国际制度中有利于中国的部分，以国际通行规范开展活动；第三，随着国家实力的提高和更大范围国际利益的需要，中国应根据客观需要，积极主动地倡议或主导国际制度的修改、完善和新国际制度的制定——即提高中国的议程创设能力，确保中国国家利益更具有国际合法性。

其五，强调国内战略与国际战略的相互协调。国内战略与国际战略相辅相成，而国际战略以国内战略的目标实现为依归。确保二者的相互协调，首先强调国家独立自主性的重要。经济和技术力量正在深刻地重构国际事务并影响国家行为，然而，即使在高度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中，国家仍然在运用其自身权力，推行将经济力量纳入到对其自身的国家利益与国民利益有利的轨道中去的政策。国家的经济利益，包括了从国际经济活动的所得中收获一份公平的甚至是略多的份额，也包括保持国家的独立自主性。第二，要强调将办好国内事情作为第一要务，中国的发展本质上是依靠本国力量，依靠自身改革来寻求和开发发展的动力，正确选择政治战略和发展战略，建立实力雄厚的经济，与以增强实力为核心的战略一脉相承。第三，强调国内政治昌明、社会进步对实现国际战略目标的重要性。鉴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历和全国性思想观念进步和制度机能改善，中国走向强大的历程也伴随着走向法治、民主和国际主流。中国的国内政治条件、社会条件在逐步增长和优化。进一步促进国内发展的良好态势是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保证。第四，避免将国内政治与国际战略割裂开来的传统做法，以国际社会的积极动力特别是国际资源、国际市场、国际资本、国际技术等促进中国的全面协调发展。

注释：

[1] 《战国策 楚策一》。

[2] Leopold von

Rank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73,

p.86.

[3] 时殷弘：“关于中国的大国地位及其形象的思考”，载《国际经济评论》1999年第9-10期，第43-44页。

[4] 王军：“江山代有强国出——世界强国兴盛之路探析及其对中国发展的启示”，载《经济研究参考》2003年第49期，第2-16页。

[5] 门洪华、钟飞腾：“中国海外利益研究的历程、现状与前瞻”，载《外交评论》2009年第5期，第56-71页。

[6] Yoichi Funabashi, Michael Oksenberg, Heinrich Weiss, An Emerging China in a World of

Interdependence, New York: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1994, p.2.

[7] 布热津斯基：“如何与中国共处”，载《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3期，第12-13页。

[8] 俞可平：《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9] 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10] 门洪华：“国际机制与中国的战略选择”，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第178-187页；门洪华：“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拓展”，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第83-89页。

[11] David Armstrong, Revolution and World Order: The Revolutionary State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84；时殷弘、吕磊：“美国对华态度与中国之加入国际社会——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概观”，载《太平洋学报》1995年第3期，第34-45页。

[12] David Kang,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7, No.4, Spring 2003, pp.57-85.

[13] Men Honghua, “East Asian Order Formation and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 Vol.17, No.1, Winter

2010, pp.47-82.

[14] 喻希来：“世界文明中的中国文化”，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第61-76页。

[15] 罗伯特 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05-411页。

[16] 裘元伦：“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国家利益”，载《世界经济》1999年第12期，第3-13页。

[17]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四章；秦亚青：“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文化结构、文化单位与文化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4期，第4-9页。

[18] 黄朔风：《综合国力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19] Alastair Iain Johnston, “Thinking about Strategic Cul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4, Spring 1995, pp.32-64.

[20] George Modelski, “The Long Cycle of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Nation-stat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998, pp.214-235.

[21] 胡鞍钢主编：《全球和挑战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2-93页。

[22] 门洪华：“中国大国关系的历史演进（1949-2009）”，载《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第11-17页。

[23] 门洪华：“应对国家失败的补救措施——兼论中美安全合作的战略性”，载《美国研究》2004年第1期，第7-32页。

[24] 门洪华：“中国国家战略体系的建构”，载《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5期，第13-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