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改革的核心与国进民进的辩证法（7）

通过二次创业对国有企业进行“野化训练”

国有企业要成为合格的市场经济主体，途径在于国有企业二次创业。只有创业，才能对国有企业进行野化训练，培植原来在圈养中长大的国有企业的主体性。产权明确只是国有企业主体性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产权结构不一样，其主体性也不一样。高负债经营的国有企业其风险承受能力、自主经营能力比较差，因而，其公司资产价值也不一样。产权结构同公司资产表面价格无关，然而产权结构同公司资产价值有关。公司资产价值将决定公司资产最终价格。西方经济学中认为产权结构同公司资产价值无关的“MM”理论是线性思维、数学推导的产物，也是否定经济主体性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唯“科学”主义的表现。企业的主体性——再生型企业的自组织能力必须在创业过程中才能形成，而非体制转轨就能实现。苏东转型带来萧条可以证明：私有化不等于就能提高经济主体的主体性。苏东转型比照中国转型可以看出：私有制要转变为经济主体的主体性必须通过创业，而苏东崩溃就在于缺乏企业创业这一环。缺乏创业这一环，会使企业缺乏自组织能力，因而使企业主体性降低，从而使企业价值降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投机经济，国有企业应该成为再生性投资经济的样板，而不应该成为配置型投机经济的典型。运作中国外汇储备的中国投资公司，其资金运作只能是在进口产品上作中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的补充，辅助国内产业政策，弥补中国出口导向造成的国内产品的空缺，而不是拿来炒股。用国有企业的资金来炒国有企业的股，实际上是政府投机，其结果是助长股市泡沫，增强国企圈钱力度;在国有企业的钱从这个口袋到那个口袋转移的过程中，一方面中饱个人私囊，另一方面使散户的钱大量流失。出口导向型经济能否使全体人民受益就看你外贸盈余怎么用。必须使中投掌握的两万多亿的外汇盈余运作置于全体人民的监督之下。国内再生性、杠杆性投资是国有企业成长壮大的根本。

发展再生型财政投融资

在确立国有企业成为合格的市场经济主体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再生型财政投融资、从内涵和外延两方面发展国有企业，能使财政由“吃饭供给型”转向“经营管理型”创造更为良好的基础。通过再生型财政投融资，大力培育发挥投资功能的直接融资市场，吸引广大公众把部分储蓄转向直接投资，可以为国有大中型企业拓宽汇集股份资本的渠道，可以解决一方面基本建设资金紧张、开工不足，另一方面社会又有大量游资急于寻找出路;一方面低利率，另一方面高储蓄;一方面低利率高储蓄，另一方面劳动者高失业高闲置;一方面银行储蓄资金膨胀，另一方面紧缩银根;一方面通货紧缩，另一方面需求不足的“二律背反”，实现资源优化再生发展生产力这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目标;同时可以通过增量改革促存量结构调整，促进国有资产战略重组，建立国有控股公司，增强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和支配力，从而建立和巩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政府无论是“拨改贷”、“贷改投”、“拨改投”还是银行的“贷改投”，都是重建企业和政府关系，促进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统一的国有企业现代制度建设，而不是形成权贵阶级、排挤民营经济、掠夺百姓、国空民穷、衙空民穷、官富民穷的政策资源。

国有企业改革是连接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承上启下的环节

国有企业改革也是连接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承上启下的环节。经济体制改革的完成有赖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国有企业改革不成功，将拖住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后腿，使经济体制改革无法成功。因此，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接口，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互为前提、相辅相成。国有企业改革是否成功，是改革整体是否成功的综合标准。而改革，只能是一个整体;改革成功，只能是一个整体。国有经济比重和一个国家的法制化程度成反比只是现象，政府法人没有人格化与民间一样享受国民待遇才是本质。而政府法人人格化、消除权贵市场经济本身只能通过民主法制建设来解决，而不是靠消除国有经济来解决。你不能让克林顿下台后不讲课，你不能让克林顿把巨额讲课费不拿去投资，你不能让克林顿利用他的高知名度和广泛的社会联系赚到更多的利润，但你可以通过法律制约他不出卖国家机密、不搞内线交易、不利用人际脉络搞权钱交易。权贵市场经济本质和要害不在于“权贵”，而在于人治。在健全的法制下，与其说是“权贵”，还不如说是“人贵”，克林顿的高额讲课费和姚明的高额出场费没有本质区别。政府法人人格化是二次改革的核心;只有政府法人人格化，才能在制度上保证劳动力产权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得以确立，使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得以确定，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真正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