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的经济学解析（5）

五、结语：爬坡与攻关

对于最早实现现代化的欧美国家来说，技术进步是在前无古人的基础上进行的，每一步都是踽踽独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则是经过缓慢而旷日持久的经济增长才达到的。相反，由于后发优势的存在，越是后起的国家，则越是能够以更高的速度实现对先行国家的追赶。

例如，我们可以利用经济史学家麦迪森归纳整理的数据，把中国与不同时期的“高速成长”大国(英国、美国和日本)的增长率进行比较。英国在1880年-1930年期间，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只有0.9%。以1880年时出生人口预期寿命50年算，在这个时期，一个平均的英国人，可以在自己的一生中感受到生活水平提高56%。英国的这一增长表现，是对绵延数千年的马尔萨斯贫困陷阱的第一次，也是最具革命性的突破。继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之后，美国成为又一个现代化强国。在赶超英国的过程中，即在1920年-1975年期间，美国的人均GDP增长率约为2%。以1920年的出生入口预期寿命55年算，美国人终其一生，生活水平可以达到近1倍的改善。与众不同的是，美国在随后的经济发展中，仍然保持了类似的增长速度，至今在世界上占有最强实力和最高生活水平的地位。日本是之后一个成功赶超先行者的国家，也是亚洲第一个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在1950年-2010年期间日本的人均GDP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4%。以平均预期寿命60年算，1950年出生的日本人，一生中经历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将近10倍。但是，日本在1990年以后的经济增长表现乏善可陈，收入水平的提高也举步蹒跚。

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改革开放把中国推进到高速增长的轨道。根据麦迪森的可比数据，在1981年-2011年的30年期间，中国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6.6%，也就是说，中国人民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经历了近5倍的生活水平改善。以平均预期寿命68岁算，1981年出生的中国人将期望活到204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际。如果过去的增长速度得以保持，终其一生，一个典型的80后中国人可以经历高达73倍的收入水平提高。

无论是进行横向比较，还是进行纵向比较，中国人迄今为止所经历的收入水平改善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实。然而，今后几十年仍然保持同样的增长速度，却是不太现实的假设。虽然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预测，2022年中国人口总规模在13.8亿的水平上达到峰值，此后绝对减少，从而有利于提高按人均计算的收入水平，但是，同样的人口因素，也将产生不利于今后经济增长的效应。即以劳动年龄人口和抚养比变化为标志的人口红利，已经于2010年开始消失，经济增长减速是必然的。

可见，中国经济已经达到的高度，既可以自豪地被看作一个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应该警醒地被看作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从此以后，中国经济面临着增长的爬坡时期和体制改革的攻关阶段。在较高的发展阶段以及较大的基数上，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必然遭遇边际难度递增和边际努力的效果递减的现象。随着国力的总体提升，中国在科学、技术、管理、市场成熟度及产业结构等方面，虽然与发达国家所代表的前沿水平仍有差距，但是，这个差距比之以往显著地缩小了，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所能够利用的后发优势，不再像此前发展阶段上那么明显。

这一变化有两重含义。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从此需要更加依靠技术和制度创新，依靠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惟其如此，今后的增长速度虽然会减慢，增长质量特别是发展的包容性完全可以更高。另一方面，正如后发优势理论的始作俑者格申克龙所发现的那样，后起国家在赶超过程中，倾向于政府过度干预、更多倚重大企业和产业结构不平衡，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格局，(11)因此，在后发优势减弱之际，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必然以艰巨的体制转型为前提。

创新过程存在着失败的风险，产业结构调整也不会表现为所有企业并驾齐驱地实现升级换代。相反，越是创新和结构变革加速的时期，越是会出现优胜劣汰的情形，意味着那些因循守旧或者决策失误的投资者和企业，不可避免要被竞争的力量逐出市场。但是，在以创新促进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成为经济增长惟一源泉的阶段上，这样的发展结果是不容回避的。政府固然要着眼于构筑一个社会安全网，保护在竞争中暂时失利的劳动者，但是，绝不应该保护落后的经济行为，以致伤害创造性破坏机制。

竞争的艰难和失败的风险，可能促使一些企业和部门寻求保护，甚至试图阻碍必要的体制改革。而那些维护既得利益格局的体制障碍，也必然进一步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最终造成更严重的减速甚至经济增长停滞。因此，从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局出发，必须突破显性和隐性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推进重要领域的改革，以获取人口红利消失之后所必需的制度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