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思想史意义

一、斯大林批判引发的政治和思想讨论

苏共二十大的历史性功能，在于它开启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这就是通过对斯大林政治生涯的重新评价，不仅清算斯大林后期所犯的错误，纠正苏联共产党的重大失误，而且引发了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革命模式的重新讨论，从而不仅在国际共产圈内部，而且在世界左翼知识界导致了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探讨。

1953年斯大林去世，所谓“解冻”时期悄然开始；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包括中国在内的若干国家的共产党也受邀参加。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第一天进行了长达6小时的演讲，该报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苏联的国际地位；第二，苏联的国内形势；第三，共产党。该报告明确地提出了避免战争，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存的问题，并在其后公开发表。在会议的最后一天赫鲁晓夫进行了另外一个仅仅面对苏共内部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后期的重大错误进行了揭露与批判，特别把问题集中在“个人崇拜”方面。这个秘密报告并未公开发布，仅仅提供给一些国家的共产党高层，但是却由美国国务院最先公诸于世，引起了世界性的冲击。

中国共产党对于苏共斯大林批判提出了明确的批评，它主要通过《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的方式传达给世界。《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于个人崇拜的历史定位等问题，提出了一个不同于苏共二十大的视角，其分歧在于不能把它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品质，而应该从更历史的和社会的层面为其定位。同时，中国共产党强调了被苏共二十大相对冷落了的斯大林的贡献。但是毛泽东在万隆会议时确定的“一边倒”政策，并没有因为这个深刻的分歧立刻改变，在日后发生的波兰事件与匈牙利事件中，中国仍然对苏联表示了相当宽容甚至是支持的态度。中苏对立直到1960年苏联全部撤走专家、中断经济援助之后，才真正以论战的方式显示了它的基本轮廓。

在“非斯大林化”的过程中，西欧各国共产党都有激烈的论争。但是，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多数以自我检讨为主要内容的讨论，意大利共产党（以下简称“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的报告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受到了以共产党为首的国际左翼知识界的普遍关注。

陶里亚蒂在1956年6月举行的意共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进行了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再考察——通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的报告，这个报告立刻在两天之后公开发表。在这个报告中，他概括地提出了一些基本的原则问题：社会主义体制的确立与帝国主义在旧殖民地支配势力的动摇，带来了世界性的体制变革。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以及其后的社会主义实践在这个变革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十月革命创造了迥异于西欧民主社会的新型政治社会，它所创造的独特的经济政治事业并不会因为斯大林的错误以及斯大林批判带来的制度改革而被否定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政治形态，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分为不同的阶段，而且具有不同的民主发展形态。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社会主义不仅可能在民主基础上实现，而且也可以利用议会的形式。因此，当年列宁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需要进行修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可以直接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因此他强调意大利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不等于“议会道路”，亦即并不意味着意共的最佳选择是进入议会占领更多席位。利用议会的形式实现无产阶级专政，需要一些必要的条件，最基本的条件是人民的势力可以真正左右议会，使它可以成为“国家的镜子”。但是就另一方面而言，并非所有国家都有条件和有必要进行武装革命。正如列宁早年断言的那样，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并不是各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必须遵照的模式。①

由于这个报告是陶里亚蒂对意共中央委员会所做的报告，带有一种共产党内部的话语特征，今天看来，许多论断已经变成了常识，不再具有当年的冲击力。但是构成陶里亚蒂这个报告基础的思考却包含了一些对今天而言仍然饶有兴味的要素，它们并未直接体现在这个报告里，而是体现在他在撰写这个报告之前回答意大利某杂志问卷调查时的文章中。

该杂志显然并不是意共的杂志，它代表着“资产阶级民主社会”对于斯大林批判的“外部视点”。因此，陶里亚蒂的长篇回答与他在意共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不同，体现了某种意共的“对外立场”。正是这种特定的立场，使得陶里亚蒂触及到一些今天依然没有过时的问题。

关于斯大林批判的性质，陶里亚蒂针对当时国际舆论对斯大林批判的特定解释给予了有针对性的反驳。他指出，对斯大林的批判不能视为苏共内部的派系斗争乃至个人之间的权力斗争。他针对西方传媒的操作方式讥讽地说：“为了证实这一点，报纸培养起一批专家，专门从事精确预测某省或者某组织的负责人发生变动时某某领导究竟失掉了多少克政治影响力，某某人的小团体究竟向着霸权前进了几米，等等。”②同样，就苏共内部而言，把斯大林的错误仅仅看成是他的个人品质导致的恶果也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这与其在世时苏联共产党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奉行的是同一个逻辑：在此之前把所有的成功都归功于一个人的超人智慧与能力，现在又把所有的罪恶都归咎于他的缺陷，这两者同样都与马克思主义固有的判断标准不相干。③

陶里亚蒂提示说，如果斯大林批判意味着苏共内部的派系斗争，那么它至少应该发生在斯大林死后不久，而不是拖延了三年之后才发生。在这三年里，被称为“解冻”的政治与社会调整从相对边缘的领域开始推进，斯大林的错误被一步步地纠正。同时，斯大林批判没有立刻展开，也证明了这个工作的艰难程度。事实上，即使是斯大林在世的时候，苏共中央乃至各国共产党也并非没有意识到他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但是，正如1956年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所连续刊载的署名文章所说的那样，在1934年到1941年间，帝国主义正在准备对苏联发动集中的侵略战争的时候，任何对斯大林的反对意见都可能引起被共产主义的敌人所利用的混乱。因此，当时几乎没有另外的选择，为了强化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各国共产主义政党的建设，导致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各种悲剧，就在人们面前眼睁睁地发生了。陶里亚蒂说，把斯大林从权力的宝座上除掉，在法律上是可能的，在现实中却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这样做，就会产生纷争，从而有可能导致苏维埃革命的命运、那些正在受到帝国主义威胁的国家的命运受到损害。而在局势缓和之后，苏联同样没有在斯大林在世时纠正他的错误，这不完全是由于斯大林建立的恐怖政治、军事、警察机构使得局面无法逆转，更主要的是由于斯大林建立的功勋受到了多数国民的承认，并且得到了各级干部的信赖。因此，在纠正斯大林错误的问题上，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间，意见并不一致。

基于上述种种分析，陶里亚蒂对于斯大林的错误给出了一个初步的历史解释：导致斯大林严重错误的，是苏联经济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党的生活中异常增大的官僚机构的比重。陶里亚蒂不认为过分强调旧俄国政治组织形态以及习惯对苏维埃政权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有足够的解释力。他认为更需要关注的是，当革命后最初阶段所必须依靠的高度中央集权以及严厉的镇压时期过去之后，本来应该发生的一个制度上的转换为什么没有发生。列宁曾经在给捷尔任斯基的信中明确地预言了这个转换，但是在列宁死后，这个转换并没有发生。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开展，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独立完成大工业，这些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实现的成果也同时伴随着激烈的对抗，而这同时也正是错误方针的起点。陶里亚蒂指出，问题不能仅仅归结为现实存在的各种威胁，因为这些威胁大幅度减轻后制度上的变革仍然没有发生。他认为错误方针来源于错误的思想方式，这个思想方式认为，社会主义胜利的巨大成就会因为公开承认其内在固有的矛盾和困难而被贬低，因此在苏联的意识形态上，一直强调所有的内在矛盾与对立都被克服，社会主义建设正在顺利发展。这种试图绕开辩证法的对立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思维方式导致了两个重大的失误：第一点，它导致了回避现实各种矛盾的空话、官话的盛行，从而致使民众不再能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第二点的后果更为严重：它导致了区分不同类型矛盾的边界意识的丧失，这使得很多本来属于内在于事物推进过程的不均衡状态以及矛盾所造成的困难一概被视为阶级敌人的阴谋。斯大林发表的关于一国社会主义推进过程中必然伴随日益激化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正是这样一种混乱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