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思想史意义 （6）

这些浅尝辄止的讨论本身并不能提供太多的思想线索，但是值得玩味的是，这个在斯大林批判时期和其后的东欧社会变动过程中发言不多、在其后若干次日本的社会变动（例如1960年的安保斗争或者1968年学生运动）中都显示了温和的改良态度的知识群体，却在1954年正面地讨论了中国革命。显而易见，他们并不支持中国革命，甚至对近代以来包括法国大革命在内的“革命”本身也颇有微词；但是他们的这个讨论却无意中揭示了中国革命的“事件性格”——它不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现象，它的出现改变了某些基本的论述逻辑乃至世界的结构方式。

正面讨论中国革命的知识群体当然是日本的进步阵营。他们在50年代面对的基本课题是，日本被美国占领并且成为朝鲜战争的帮凶；在美国的操控下日本没有完成与中国大陆和苏联等国的战后和解；日本国内由共产党发动的武装斗争宣告失败，在日本显然失掉了进行暴力革命的机会；如何获得真正的独立同时又避免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重蹈战争覆辙？同时，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在战后都关心同一个现实的问题：与日本有领土纷争的苏联和在旧金山合约签订时被日本拒绝了的中国大陆，在冷战格局中是否会因为其采取了不用于日本的制度形式和意识形态而对日本形成威胁？

在所谓去斯大林化的时期里，日本进步知识圈所依靠的主要思想营养几乎都来自中国而不是苏联。这个现象包含许多因素，除掉历史上的原因和日本共产党的特殊经验之外，其中有两个因素特别值得关注：其一，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表现了苏联斯大林时期缺失的辩证法思想特征，特别是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思想，给日本的进步知识界带来很大的认识论冲击；其二，中国作为日本的紧邻，作为后进的亚洲国家，在文化上让日本知识人感受到某些更易于参照的可能性。

在丸山真男的《斯大林批判的政治逻辑》中提到的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者在认识论上的缺陷，如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唯一的绝对真理；在理论上把原理和战略战术区分开来从而导致了宏观论述与具体行动之间的脱节；由于缺少对政治过程中关键环节的理论生产，导致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时并存，等等，具有很重要的理论提示功能；但是他本人后来并未把这个论题继续推向深入，同时代人里也未见有人直接呼应这些论题。但是，在同时代的讨论中，我们仍然可以间接地找到一些可以推进这个话题的线索，尽管讨论者仅仅是在推进并不直接相关的问题时无意识地提供了这些线索。

1956年11月《中央公论》发表的座谈《中国与苏联如何不同》，提出了一个说法：中国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又增加了一些内容。换言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个座谈会的论题集中在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推进方式的和缓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包容性、资产阶级改造的有效性和学习教育运动的功能性等方面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进行了对比，在对中国革命进行了高度评价的同时，几乎没有人对于座谈人之一的猪木正道（京都大学法学部教授）提出的“中国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又增添了新的内容”这一说法表示异议。在场的有日共神奈川县委员中西功，他显然也同意把中国革命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并且认为：“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不过可以说实现的方式和推进的过程很不同，具有各自的特征。”12

敏锐地察觉到这个说法包含了某种潜在理论可能性的是竹内好。他虽然没有呼应丸山关于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不能绝对化的提法，但显然是在相同的脉络上试图推进这个问题。在次年的另一个座谈会上，他针对中国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增添了新内容的说法提出了自己的解释：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导致中国革命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特殊社会条件的结果。但是上述座谈会关于“马克思主义增添了新内容”的说法提示了另外的解释可能。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之外存在着某种无法用马克思主义涵盖的东西。但是这个座谈会没有进一步推进这个话题，因此增添的是什么内容这个问题并未得到讨论。基于这个判断，竹内好提出，为了规定有一个“单一的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建立高层次的立场，否则，所谓“马克思主义增添了新内容”的说法就没有解释力。13他显然是试图论证，目前仅仅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和列宁代表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视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把中国革命等等不同的实践视为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了新内容，这一思路暗示了所谓“单一的马克思主义”是具体的，而不是某种抽象的原理，他所谓建立更高层次的提议，显然是试图建立一个抽象的层次，这是一个把包括马克思本人的论述都置于其下的、无法被任何具体的人与集团独占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