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思想史意义 （5）

三、中国革命的定位

在美国占领日本并发动朝鲜战争的现实面前，在共产主义阵营里发生的斯大林批判和去斯大林化的国际背景中，在麦卡锡主义不断升级、美国国内在50年代对共产党实行清剿的基本事实面前，日本的知识分子无论是何种立场，他们不约而同地对中国革命表示出兴趣几乎是必然的。

在50年代的日本思想界，下列基本事实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共识：中国在冷战结构中处于“中间地带”；中国在1949年之后建立的多党制政权形态、发动土地革命、逐渐实行公有化的制度形态都基于完成一国内部的资本原始积累、迅速实现工业化的要求；与斯大林时期的独裁方式不同，中国采取了渐进的改革方式并且把“学习”和“教育”作为一种社会运动，从而试图完成国民训练的任务；在苏联对波兰和匈牙利事件所表现的强势态度面前，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对大国主义的警惕，并在某种程度上试图阻止苏联的过分介入，等等。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国在一段历史时期内所显示的迥异于苏联的宽容与平等甚至是自由化的倾向，受到了日本不同阵营知识分子的极大重视，甚至在左翼共产党阵营乃至自由主义左派那里受到了几近于绝对化的肯定。

最有效地证明了中国革命重要性的，大概首先是在进步派阵营之外的知识群体的反应方式。在日本思想界以“无思想”自我定位的一群知识分子，以杂志《心》作为主要的论述阵地，在战后起到了独特的功能。这个讨论群体在50年代至少由两代人构成：第一代是所谓战前的老牌自由主义者，例如武者小路实笃、和辻哲郎、津田左右吉等知名的大学者和文化人；第二代则是在战争后期开始活跃的知识人，其中一部分由所谓京都学派学者组成，最活跃的是在战争时期曾经组织过“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讨论会并且参与过“近代的超克”讨论会的学者：铃木成高、高坂正显、高山岩男、西谷启治，等等。这些人虽然非常关心时事政治，而且常常不免被政治所用，但是他们有个基本一致的信条，就是“人不能为政治而活着”。铃木成高甚至还专门写了一篇类似宣言的短文，叫做《无思想礼赞》：“科学是最无思想的东西，正因为它不管在什么样的思想面前都绝不会妥协地改变论述事实的方式，科学才被信任；然而这种科学渐渐地思想化，开始主张‘科学主义’这一思想，于是它也就不再让人信任了。我是历史学家，历史学最要不得的就是思想。思想让历史学家撒谎。”⑩铃木很准确地道出了京都学派乃至《心》这一知识群体的知识立场：他们并非是在字面上主张非政治和无思想，而是具体针对日本社会“以思想混饭吃”的现象，强调知识生产应该避免讲立场和追求思想功能，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学问不够以思想取胜”的现象。应该说，这是京都学派从战争时期一直到战后坚持不渝的知识态度，虽然以学问取代思想的极端方式并不能有效杜绝他们所反对的以思想取代学术的方式，但是，它确实具有作为解毒剂的提示效应，虽然仅仅具有提示功能而已。

关于京都学派“无思想的思想”以及《心》的长短是非不是本文的论题，这个课题需要专门撰文讨论；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群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几乎没有什么建树，而且有时看上去言论比较接近右翼或者保守派，但是简单地一概将视其为右派或者保守派仍然是有问题的。事实上，他们中多数人对现实的介入方式与所谓御用学者或右翼学者并不相同，无论时政如何变化，他们确实一直坚持了自己“非政治地介入政治”的一贯性，这导致了他们常常与同时代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不同步的情况，例如京都学派在战争期间几乎因言获罪而被陆军镇压；同时，他们也并非象牙塔中的专家，尽管他们号称不为政治而活，但是通观创刊于1948年的同人杂志《心》，它讨论了同时代相当多的重大问题。参与这个同人杂志讨论的知识人政治立场并不完全一致，里面也有典型的保守派甚至右派；在大的方向上，他们只是具有某种模糊的一致性：他们都并不成功地试图创造一条尊重事实轻视立场的知识之路，并且试图以此介入同时代历史，这使得他们不得不处在一种进退维谷的夹缝状态之中，而且也在事实上影响了其学术本身的质量。

正是这样一个松散的知识群体，曾经在1954年进行了一场名为“革命这件事”的讨论。这个讨论的主旨是批评日本没有革命而只有“职业革命家”的现状，同时，他们把中国革命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值得注意的是，这群对中国和中国革命都缺少好感、对革命本身非常隔膜的所谓“改良派”知识人，在讨论中国革命的时候也不得不承认它的成功。他们几乎毫不掩饰他们的惊讶。这些人中有几位到过革命前的中国，他们看到的是这个国家几乎没有希望，混乱、落后，到处是烟鬼；但是，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他们看到了一种清新的气氛，烟鬼们放下烟枪成为了新人，这使得他们不得不惊叹：一个新的社会确实出现了。出于日本东洋学和支那学歧视同时代中国的负面传统，讨论会中的京都学派主将高坂正显和铃木成高在承认中国革命创造了新的社会的同时，也依然不忘记提示中国社会的阴暗面，特别是提示中国社会在传统上具有让人腐败的力量，并且说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免疫是一个未知数；同时他们也不忘记提醒说中国是历史上不断发生革命的地方，革命是常事；这次的革命是否具有新的含义，是否会在毛泽东之后的时代回归到旧时代去，也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等等。但是，在这些缺少善意的对话中依然包含了值得注意的视角，因为它为其后思想史上的讨论提供了某种“定位功能”——没有这个视角的参照，我们很难理解后文将要讨论的竹内好相关论述的思想建设意义。

这个视角就是东洋学传统的类推视角。京都学派的历史学者深受东洋学的影响，特别是铃木成高，作为史学家，他自觉地继承这个传统。他在座谈中指出，中国革命具有俄国式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面，亦即它构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环；但是同时，中国革命也具有它的“亚洲性格”——高坂补充说，中国革命是一种“民族革命”。在这个视角下，他们的讨论开始回归到内藤湖南的东洋学传统。铃木成高强调说，内藤湖南认为中国的历史在汉代以后就停滞了。因此他主张从这个视角看待中国革命，认为它不一定会带来历史的新发展；同时，他也坦率地承认自己摇摆在两种“支那通”的立场之间：一种认为中国革命跟历史上的革命没有什么不同，因此也不过是建立新的王朝而已；另一种认为这次的革命与历史上的革命不同，因为它具有国际性。但是即使如此，他与其他人都一致同意，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是亚洲的革命，因此与日本离得更近。11东洋学的视角在日本是一个很复杂的视角，因为它表面上的“东洋本质主义”是以实质上的西欧式亚细亚历史观念为前提的。东洋学后来在日本思想建设中没有起到引领作用，但是在学术知识的积累方面依然有重要的建树，这一基本事实显示了它的轮廓。而当京都学派学者使用东洋学的视角讨论中国革命的时候，显然他们仅仅彰显了东洋学薄弱的一面。他们试图把中国革命没有媒介地转换到传统的脉络中去，以此强调它的“亚洲性格”，但是忽略了历史传承过程中的断裂性连接的问题，更忽略了中国革命内在逻辑的世界史意义。可以说，这种依靠相似性的类推进行分析的学术习惯，只能大而化之地架空复杂的历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