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思想史意义 （3）

二、认识论反思：来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反应

在同时期的日本，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以及陶里亚蒂长篇文章的反应，主要来自日本共产党的知识分子。这个巨大的冲击对于刚刚决定修正武装斗争的左倾盲动主义，把斗争方向调整到议会道路这一合法斗争路线上来的日本共产党而言，不啻是一个艰难的考验。他们面对的并不仅仅是理论问题，也是现实问题，不仅仅是苏联的问题，也是自身的问题。曾经在20年代就对来自苏联的指令亦步亦趋的日本共产党，在战后获得了一个宝贵的契机，得以重新思考如何确立自身主体性的问题。

这个时期，来自日本自由主义阵营的进步知识分子（这个定义中的“进步”概念并不严格，本文只是在对立于右翼和保守派立场的意义上称呼这些非马克思主义者为“进步知识分子”，但是他们的政治倾向并不完全一致）的反应则显得游刃有余。由于并不认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又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具有真实的同情之理解，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获得了一个宝贵的机遇，借助于斯大林批判开辟一个摆脱冷战意识形态束缚的思想通路，并在这个方向上推进那个时代共同关心的基本问题。在这方面，丸山真男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早在战后初期，丸山就参与了和平问题谈话会的活动，致力于联合不同立场的进步知识分子一起抵制冷战和冷战意识形态，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在他起草的《三谈关于和平》的前二章中，他在理论上集中论述了美苏在政治经济结构上迅速靠拢的趋势，并且指出了冷战意识形态脱离冷战的实际状况而天马行空的基本事实，呼吁人们摆脱冷战意识形态的束缚。

丸山在战后初期写作的一系列论文都涉及了这个基本的母题。他在几篇拉斯基评论⑥中集中讨论了把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对立起来这一冷战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格，并强调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在短短几十年中完成了在欧洲需要几百年才能完成的历史过程，它所取得的“莫大的成果”是以“莫大的代价”为条件的。对于欧洲式民主制度，丸山显然比陶里亚蒂抱有更多的幻想，他一直试图从中抽取思考的媒介，这是他直到晚年都基本没有改变的思路；但是即使如此，丸山仍然保持了一个底线，这就是不能因此否定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革命，尤其在反法西斯任务尚未真正完成、冷战又即刻开场的历史时刻，丸山和他那一代人中的进步知识分子，几乎都对社会主义革命表示了善意的期待。

丸山于1956年底发表了论文《斯大林批判的政治逻辑》，并且在1957年进行修改补充，将该文收入《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一书，同时增写了长篇《追记》。1964年，他又在该书出版增补版时再次加写了《附记》。在这段时期，国际政治中发生了若干重大的事件——波兰事件与匈牙利事件象征的斯大林批判之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动摇以及脱离华沙条约的动向；苏联出兵介入匈牙利事件；中苏论战的发生，等等。同时，在丸山写作《追记》到写作《附记》这段时间里，中国也经历了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反右派斗争的剧烈变动。正是在这些历史变动的参照下，丸山写于1956年的这篇论文显示了它不同于一般国际政治评论的特色：它尽管没有涉及具体的社会主义实践问题，却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和追问了在不断变动的历史过程中持续存在的某些基本的思想课题。

丸山这篇论文的核心是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自由化”问题。他认为，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对严峻威胁时，不存在自由化生长的余地；但是当革命取得胜利，政权的强大足以产生安定感，从而诱发了集团内部自主性的生长时，自由化（多样化）就会发生。这种状况不仅仅是共产主义阵营独有的现象，而且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也普遍存在的规律。斯大林批判的发生，证明了苏维埃国家开始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安定感和自主性，同理，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中对斯大林批判所进行的最富于独创性的批判，也来自在西欧拥有最强大势力的意大利共产党和苏联之外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这也不是偶然的。

但是，丸山并不认为这种外在形势论述可以充分地分析斯大林批判所包含的问题。换言之，是否国际局势缓和、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表象的自由化就会自然发生？它是否还面临了某些内在的障碍？即使它发生了，是否会顺利地持续从而变成某种公共政治生活的常态？如果不能持续，它的障碍又是什么？

丸山认为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充分地暗示了这些基本障碍的存在。这个批判依靠的是一种简单的二分法：把错误归结为斯大林个人的专制，把成就归结为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党周围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奋斗。这种单纯的二分法也同样被应用于解释斯大林个人崇拜在苏联为何发生的原因。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为回应以陶里亚蒂和中国共产党为首的兄弟党批评而发表的《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各种结果的决定》中，以斯大林的个人品质作为主观因素，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条件作为客观因素，解释了个人崇拜为何会产生的原因。丸山认为，把问题归结为主客观两个方面是不够的，这种主观与客观的因素是通过什么样的媒介发生结合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通过对这些媒介的追究，那些政治上的核心课题才有可能被揭示出来——个体人格与状况的关联、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在机能上的相互作用、体制内部的非体制化集团的意义，等等。而对于斯大林残酷的政治迫害，仅仅解释为基于个人性格的猜忌心所致，也无法揭示问题的症结所在。因为必要的革命警惕性与导致扩大化政治清洗的猜忌心，并没有一个可以截然分开的界限，因此真正的课题存在于指出必要的警惕是在何种条件下转化为猜忌心的，并且不能把这些条件仅仅归咎于形势的严峻性。“在何种情况下，前者转化为后者，只有紧贴着具体的政治过程揭示这一细微转化所发生的条件，这种事件才有可能作为今后的教训而得到积累。领导人的类型与素质的优劣程度因组织的性质而异，此外，对应于不同的组织化阶段——获得权力的阶段与安定化的阶段、攻势的阶段与守势的阶段、危机状态与平常状态——其政治机能也发生转变，因此其本身并不能独立构成善的或者恶的。”⑦

丸山进一步指出，即使是那些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只是把上述这些关键的环节直观地视为个别性的战术问题，并没有把它上升到政治理论的层面（丸山恰恰是由于这一不满而在其他场合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唯心主义的警惕和对唯物论的机械套用，导致了他们无法把政治人格的动态性和其渗透到组织化的过程作为连接宏观的“客观形势”和经济过程与具体政治行动之间的媒介项加以理论化，因此，正如斯大林批判所显示的那样，宏观的论述与具体的行动之间并没有建立有机的联系，这导致了对具体问题的阐释仅仅依靠朴素的直观和还原为某种立场的“还原法”，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缺少说服力的分析模式恰恰暗示了马克思主义思考方法中某些共通性结构要素的存在。

丸山以日本共产党在战后的曲折经历为例，揭示了这种结构性要素的基本特征：它是一种“本质显现”论的思考方式。日共在战后初期一度认为美国占领军是“解放军”，但是很快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以及形势的转变中为美国规定了“垄断资本统治世界”的性质，并把一切现象都归结为这一本质的显现。因此，即使是那些美国决策层机会主义地处理具体问题的随机性决策，也被视为深谋远虑的阴谋的结果。同理，日共也为日本的民众设定了“革命”的本质，并且以此规定了日本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因此，当战后日本共产党发动的革命遭遇挫折时，由于民众的本质和共产党的本质都有了规定，唯一的解释就只能是共产党以外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背叛了革命。

丸山指出，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具有尊重思想原则，并在理论和纲领基础上制定政策进行实践的特色。这也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的多数政治家和传媒都无法有效解释社会主义阵营大事件的原因：他们只能依靠一个固定的公式，将其解释为权力的争夺和对大众的控制。但是在另一个方面，共产主义者，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容易过分夸大这些原则在现实政治过程中的作用，并且尽量把它描述为“科学性的理论”。这也导致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理性主义倾向，他们本能地拒斥政治过程中的下意识和非理性的部分，无视现实的复杂变化，试图以“科学的原则”指导实践，这是典型的教条主义产生的基础。

丸山呼应了陶里亚蒂提出的个人崇拜问题不能视为斯大林批判的核心任务，核心任务在于改变苏联政治制度中异常增大的官僚机构比重这一问题，并且试图进一步从组织论的角度推进这个问题。他指出，用“集体领导”取代“个人领导”，如果不能同时配合有关具体的组织论的讨论，那么就是一句空话。正如列宁关于目的意识性与自然成长性相结合的辩证法思想所强调的那样，共产党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天然地具有先锋队性质，它必须通过指导无产阶级大众的具体政治过程不断地证实这一点。而苏联共产党在回答陶里亚蒂的批评时，却表示了与这个列宁的辩证法思想相左的观点：由于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作为上层建筑的制度形态，个人崇拜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就没有关系。因此，制度的改革并不是当前的课题。

丸山尖锐地指出，苏共表达的这种本质还原论的思考方式，与历史的单线进化思想直接相关。而这种单线进化的思维方式，又导致了对所批判对象的单线还原。即使是表达了比苏联共产党更具有辩证思想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也难逃这种本质还原的思维模式。在委婉地反驳了苏联有关个人崇拜的分析，指出它与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直接相关之后，《人民日报》把这个已经推进了的问题回收到了“剥削阶级”和“小生产者”的经济基础中去，从而失掉了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