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思想史意义 （4）

丸山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与陶里亚蒂在方向上迥异的思路：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之间，存在着一些共同的政治学问题：例如在国际政治中的国家理性的功能、技术的发达与官僚化的关系、国家机关的集权与分权，等等。他提醒说，如果把政治体制截然对立，认为资本主义体制中的组织机构“在本质上”是敌人的东西，那么，将会造成在事实上机会主义地利用这些机构形式（例如立法机构以及传媒机构）与对这些机构的批判并行不悖的状况。这样，在例如英国共产党论述通过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的时候，就将遇到一个理论困境：他们如何解决“作为英国历史性的斗争产物的议会”与作为统治阶级支配产物的议会这两者的有效组合问题呢？正是在此意义上，丸山认为斯大林批判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使人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论所忽略的制度层面的各种问题进行反思。

丸山在论述中贯穿了他在战后一直坚持的反对把两种政治体制的对立绝对化的立场，多次强调了苏联所发生的变革并非是资本主义阵营可以隔岸观火的“他人之事”。例如苏联的国家安全局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在作为政治警察机构的意义上，同样具有与体制形态无关的危险性，虽然在社会主义的某个阶段，这种政治警察机构容易被滥用，但是它确实是任何体制在某种政治状态下都容易发生的现象。丸山认为：“对于美国而言，比起共产主义的危险来，自己的‘自由民主政治’的惰性化与形骸化才是更大的危险，对于俄国来说，比起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恶劣影响来，必须警戒的危险是躺在社会主义体制的进步性上睡大觉的危险吧。”⑧

丸山没有更多地呼应陶里亚蒂关于苏联在斯大林时代为什么没有完成“制度转化”的问题。事实上，陶里亚蒂提出的是一个与丸山在政治学意义上相当一致的问题——他也同样关注那些使得宏观的理论、制度与具体的政治过程发生结合的关键环节。但是，他们在政治制度的方向感上，确实存在着一个深刻的分歧，笔者相信这是致使写作了相当出色的拉斯基评论的丸山对陶里亚蒂的政治辩证法采取冷淡态度的原因。

丸山在1957年为该文所写的《追记》中不自觉地暗示了这个分歧的存在。他补充道：在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之后，斯大林批判开始时所出现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自由化”趋势发生了微妙的逆转，各国共产党都开始采取了强硬的态度。这显然与西方世界抓住一切机会推进反共动员直接相关；但是在各国共产党这种的强硬姿态背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却在继续推进这种自由化过程。它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国家迅速兴起的都市化与产业革命过程，这个过程必然催生一个新的受益者阶层，并且必然要求国家机构与统治过程具有合理性和可测性。而自由化的发展程度与范围，是由革命过程这一政治能量所规定的。然而真正的多样化必须以社会的同质化为前提，所谓形式民主必须在国民和社会的高度同质性基础上才是可行的。丸山指出，即使在具有很长民主化历史的西欧社会中，这个同质性的问题也仍然没有解决，更何况社会主义社会刚刚确立了自己的制度形态；但是，丸山同时提示说，当自由化亦即多样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推进的时候，最大的阻力不是来自经济和政治领域，而是来自处于上层建筑最上部的意识形态。经济和政治层面的多样化即使已经实现了，在意识形态上也并不会同步完成这种多样化过程。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真理，需要在与其他思想流派的竞争中才能显示自己的真理性，但是当它成为“最高真理”的时候，多样化就必须发生在这个框架之内，而不能溢出这个框架。这也正是中国的百家争鸣思想运动特有的贡献及其限度。作为贡献，它是社会主义阵营第一次由官方公开以理论的方式肯定了意识形态领域内自由化的合法性；而作为限度，它仍然是以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绝对化为前提的。在1964年的《增补版附记》中，丸山进一步阐发了这个问题，认为中苏论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是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正统性代表权的论战。中国共产党正是对长期以来被苏联共产党独占的马列主义原理解释权进行了大胆的挑战，在此意义上是划时代的。同时，这场激烈的论战设定的“双方最后将达成一致”的方向感，除了对于当时国际政治局势的考虑之外，也证实了“真理只有一个”的认识论特征。⑨

与从事具体政治实践的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相比，丸山作为一个书斋中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显然更有条件游刃有余地进行认识论分析。他与前者的分歧，就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作为政治实践的具体指南，还是作为一种真理性的学说。基于战后日本基本社会状况思考民主问题的丸山真男，并不能直接接受陶里亚蒂以及拉斯基等西欧政治家和思想家对于西欧式民主的严厉质疑，也无法认同他们对苏联式社会主义制度不加质疑的全盘肯定态度。尤其让他无法接受的，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视为具有宗教性格的绝对真理，并且以此作为讨论问题的先在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具有很强的理论魅力和真理精神，但是丸山显然不认为这些政治学说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之后具有有效的分析功能，亦即它们不能直接套用到状况中去解释具体问题；而陶里亚蒂和拉斯基则显然更依赖于这些学说的现实动员功能（这也正是丸山所说的“上层建筑最上部的意识形态”的作用）。这里存在着一个分寸感很强的学理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它们同时还具有强烈的政治实践性格，这恰恰是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所不具备的特征。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后者缺少直接对应的社会形态，而前者则具有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不断地摸索理论发展的可能性。事实上，丸山对于斯大林批判所进行的分析，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他自身也参与了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探讨。正如他在《增补版附记》中表白的那样，他写作这篇论文，并不是为了“输出”自由主义的理论。他试图做的是两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从他自己作为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出发对斯大林批判这一事件进行分析；第二，把自己的立场设想为马克思主义，试图内在于马克思主义立场对这个事件进行分析。显而易见，丸山对马克思主义内部自由化发展可能性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在与其他思想流派“竞争”的局面中发展其真理性的主张，并不是为了否定马克思主义，而是为了使这个不被马克思主义者讨论的问题得到讨论。他与陶里亚蒂在是否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行动纲领的问题上并不存在分歧，但是，他们给予这个定位的意义含量是不同的。陶里亚蒂显然认为这是一个必须坚持的前提，可以修改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中出现的各种不利因素，但是作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不能动摇；而丸山则认为这个前提在真理意义上需要相对化，否则，斯大林的悲剧将会因为这种认识论上的绝对化而再次重演。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动，丸山与陶里亚蒂的这个分歧似乎不再具有当年的意义，因为社会主义阵营后来的分化以及“自由化”过程的实现，在事实上推进了这个真理相对化的过程；但是，显而易见的是，这个分歧以不同的方式依然存在，只是它不再存在于丸山与陶里亚蒂之间，而且被绝对化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新自由主义的“民主神话”。这个新的分歧带来的问题是：即使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转化为现代化国家，这是否一定意味着它们走西欧或者美国的道路，实现所谓的“美国式民主”？进一步而言，这是否证实了冷战意识形态西方一侧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失败？

在打破冷战意识形态所造成的两大阵营对立的意义上，丸山与陶里亚蒂则显然是站在一起的。在追求民主主义在真正意义上的实现这一点上，他们并没有分歧；与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在50年代到60年代，很少有人把民主制度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独占品，社会主义制度被视为对于另一种民主制度的探索，并被寄予了希望；在此意义上，对于美国式民主制度的反思在当时的进步知识界形成了某种共识；丸山也把西欧与美国的民主制度分别对待，这当然与美国占领日本之后的所作所为以及麦卡锡主义等现实问题直接相关，但是更主要的原因依然是学理上的。作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学家和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丸山在批评社会主义阵营的缺陷时，也不能不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缺陷。正是这一基本认识使他对苏联和中国革命表示了同情，同时也使他写出了关于拉斯基的出色评论。虽然他并没有因此而转向共产主义，但是至少他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所期待的自由与平等同时共存的社会形态，在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过，即使是他所心仪的西欧民主制度，也同样存在着难以忽略的缺陷。丸山一直保持了一个思考的底线，那就是不能把制度本身作为最后依托，而是不断地从中寻找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完善的媒介。因此，一切社会制度，无论有何种缺陷，只要有可能推进这个自由和平等的理想，就都值得探讨和完善。在丸山那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显然意味着另外一种实现民主主义理想的可能形态，尽管在认识论和现实政治实践中，它面对着种种困境，但丸山对它所倾注的热情和期待，却显然基于对民主主义的深度思考。在反共意识形态不断升级的时候，丸山所贯彻的这种跨越肤浅观念对立的思想立场，使得他的讨论获得了深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