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思想史意义 （2）

陶里亚蒂并没有因为他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分析而否定苏维埃社会主义革命的贡献。作为一个并没有在本国取得政权的共产党领导人，他对于苏联在人类历史上开辟的新的政治制度形态充满了敬意。在他的回答文章中，也不乏基于这种敬意而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无保留支持态度。他特别强调的是，不能因为斯大林批判的发生而认为苏联将要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历史从而倒向资产阶级民主，作为一直在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意大利社会推动工人运动合法斗争的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认为苏联转向欧美式民主主义模式是后退，因为后者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国民的意志也只不过是通过定期的选举加以表明，从而充其量成为帮助政府决定各种方针中一部分方针的诸多要素中的一个要素而已。”④

并不认为意大利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议会道路可以画等号的陶里亚蒂，憧憬着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真正的民主制度。他认为，是否把苏联的一党制改变成多党制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如何在实质意义上而不是形式上实现民众参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目标。陶里亚蒂认为苏联没有必要回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形态，而且也不应该把多党制与一党制作为判断是否是民主主义社会的标准，因为显然民主主义也并没有在那些多党制的社会（例如意大利）里真正实现。陶里亚蒂坚持认为，苏维埃制度自下而上地建立的以劳动单位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方式、把民主生活与生产单位结合起来的政治形式，是对于把生产与政治分开的形式化民主的否定，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是，苏联的官僚主义与权威主义对于民主生活形成了严重的制约，因此，这个制度并没有能够保障民主政治的实现。陶里亚蒂对苏联的这个贡献与缺陷的定位是：在妨碍自由地表达人民意志的资本主义制度之中，已经撕开了一个巨大的裂口，因此，它为自由地表达人民意志开辟了一个可行的通路。共产党人需要做的事情，并不是认同需要通过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改革加以变革的西欧式民主制度，而是通过这一裂口前进到真实的民主主义领域。⑤

在1956年，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尚且有活力对抗西方的冷战意识形态，对于“两种民主主义”的坚持尚且是现实性很强的命题。正是在这一基本前提下，陶里亚蒂结合斯大林和苏维埃的教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社会主义实践必须尊重历史的辩证法。

陶里亚蒂反对仅仅依靠宏观的理论来解释现实。他非常关注历史过程中那些关键的环节是如何进展和变化的。在上述他对于十月革命之后苏联为何没有发生制度转变的关注中，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这一思考方式。他在回答问卷的文章中若干次使用“辩证法”这一概念，从不同角度阐发了这一思考方式。首先，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并不能避免出现错误和危险，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一个充满各种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它也要服从历史的变动；其次，他强调这一矛盾的辩证法是一个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在苏联，它体现为制度内部调整的需要。在此意义上，斯大林批判避开了这一内部调整的制度要素，把问题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在事实上阻止了对矛盾的发现；再次，他反对从斯大林批判直接跳跃到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否定。这种否定的倾向在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已经有了明显的征兆，他认为这种否定在原理上是不能成立的；同时，他认为为了有效地防止斯大林错误的重演，需要不断进行制度的变革，保障党和国家民主生活的正常化。最后，他对于司法独立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意见。他认为，通过司法独立来保障斯大林的错误不再重演，是很难让人信服的。苏联在宪法上也保障法官的独立立场，但是对于司法独立的原则所发生的侵害，并不发生在法律条文上，而总是发生在事实层面。同时，法官并不生活在社会以及社会矛盾之外，更何况法官也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他要服从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

身处社会主义体制之外，作为意大利在野党的意共领导人，陶里亚蒂表现出了很强的辩证法精神。在斯大林批判之后所谓“去斯大林化”的时期，陶里亚蒂的论述具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功能，这就是把共产主义阵营的理论思考开放给世界进步思想界，从而为共同吸取苏联的教训开辟了有效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