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高考一分为二”改革之思考（2）

职教地位应获提高

熊丙奇认为，在职业教育社会地位没有得到提高，技能人才社会地位没有得到认可的现状下，简单将高考分为学术型和技能型并不能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受传统就业观念影响，学生不愿意从事技能型工作。同时，高职院校教学质量的空心化，在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师培养等方面都与社会发展脱节，很多学生毕业后与企业用人需求不匹配，高素质的职业教育人才普遍匮乏。

“只有让职业教育获得平等的地位，才能真正实现分类考试，人才分流，这样高考改革探索才能获得成功。”熊丙奇说。

分类高考治愈我们的状元强迫症

随着考试模式的分离，整个社会会逐渐治愈沉疴已久的“状元强迫症”，懂得尊重生命的个体差异和社会的多元需求，让中高职业教育也成为创新型、操作性人才的尖子班。

有关高考的改革消息不断从上层传出来，让面临高考的学生以及他们的家长更多惶惑不安、焦虑、担忧，因为多半看不清，每一个政策变动，将对自己的命运带来怎样的奥妙影响和变动。

不过，很少有哪项高考改革，会像将技术技能型人才与学术型人才选拔分开、实行两种模式高考的消息这样，能让人心平气和地接受。连专家们都说，在各项高考制度改革中，职业院校分类招考阻力最小，更容易进行。

悲观些看待这种“容易”，恐怕是因为与一类大学招生相比，社会对于高职院校的招生改革关注度不高。这样的忽视，正是整个社会对职业教育长期轻视、缺少深入思考的体现。

乐观地说，一个社会的改革，往往都是从最薄弱的环节开始兴起、也最有可能在不受重视的环节上首先获得成功。回顾一下高考招生改革进程，会发现，国家层面设计的高考录取模式改革原是从“高大上”的几所知名一本高校开始试点的，在此之后，北京、上海等地的高职高考才悄悄向自主招生伸出触角。但论起进展，则一本高校的自主招生，历经十年，趑趄进退，至今，不论是范围还是尺度、选拔方式，并无更新突破；高职院校的自主招生，却轻舟已过万重山，考生不再参加统一高考、只凭学校推荐和高中水平考试成绩等综合评定，加上各样自设的不同面试、笔试科目，已有许多学生能够进入喜欢也适合的院校读书。

一个面向基础教育的人才选拔考试，如果每年考试的结果，都有过半考生成绩没有达到及格线，甚至低到令人羞愧和备受打击，也许我们本来就该质疑，这样考试的合理性，它在区分人类高下的同时，是否也在证明基础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失败？——在不分类的情况下，我们的高考正是如此。很多年份，按照三类、甚至二类本科招生设定的录取分数线平均到各个科目，多半都在及格线以下。只是因为忙着仰望学霸、追逐状元，我们很少去想，那样为了增加区分度而让一众学生分数低到尘埃里的做法，会对他们的尊严与自信产生怎样的打击与影响，更有无必要。内心深处，我们甚至会将这沉默的多数当成被不断提速的教育列车甩下的二三流货色，只能无奈地退而求其次。

也许，他们需要的，只是有机会选择另一种考试与学习方式，同样是“择优录取”，在另一种序列里，他们会是“好学生”，是最值得期待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一考定终身”的设计，原是为了保证人才选拔的公平公正；分类考试、自主招生，应该被看作在更高层面兼顾公平与人才培养效益的追求与选择。需要关注的只是，在另辟蹊径的时候，别忘了公开、透明与监督，保住公平的底线。

更值得期待的是，随着考试模式的分离，整个社会会逐渐治愈沉疴已久的“状元强迫症”，懂得尊重生命的个体差异和社会的多元需求，让中高职业教育不再做人才筛选的“失败者集中营”，而是创新型、操作性人才的尖子班。惟有如此，“中国制造”才有振兴的一天，创新型国家也才能落到实处。

两种高考”走出人才与市场对接第一步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同样，世界上也没有唯一评价模式下的人才。两种高考，评价出两种不同体系的人才，这既符合个体职业定位与错位发展的需求，也是饱受高级技工稀缺的中国制造行业的福音。放在经济全球化，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的背景下，两种高考的分轨，就是通过高考这根指挥棒，让学术型与技术型人才同台竞技，让白领、蓝领人才尽早确定自我的职业发展模式，从而在不同的社会分工需求下，各安其位。

人才必须植根于市场，才会拥有职业生命力。事实上，之所以教育部会提出“两种高考”这样的人才分流模式，也正在于目前的就业市场，正面临着大学生就业难与制造业高技术人才用工荒，这样供给与需求并不匹配的尴尬局面。两种高考的模式，无疑将重新捋顺这种供给不均衡的状况，事实证明，只有充分尊重人才的个体差异，才可能以人才差异化满足社会的多元需求，高考这一最重要的人才输送渠道，才能够与多元的市场就业需求顺利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