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败国如何"正常化"：德国的经验

对于某些国家而言，战败结局如噩梦般，始终萦绕在二战结束以来的历史进程中。于是，“正常化”便成为热衷于鸵鸟战术的右翼政客和学者们孜孜不倦的目标。战败国当然有权“正常化”，但如何“正常化”却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在这一方面，二战后的联邦德国为人类社会留下了堪称典范的一段探索经验。

在联邦德国，追求“正常化”的努力有一个十分学术化的名字——“克服历史”。这里的“历史”指的是纳粹独裁、发动二战与犹太大屠杀。从1950年代起，德国人便已承认，这段“历史”就是一种德国灾难，它如此沉重，以至于德意志民族的未来将始终笼罩在这种阴影之下。

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两种颇为典型、又彼此对立的“克服”努力。

第一种“克服”体现在否认、回避、淡化和转移的策略中。在联邦德国建立初期，时任总统豪斯以一句“反复谈论某样东西是毫无意义的”，便否认了战争结束前后在盟国中广为流播的“集体罪责”。紧接着，在总理阿登纳的主导下，新德国的第一个法令便是“大赦非纳粹化进程中的罪犯”，并美其名曰“融入政策”。经历过二战的民众在整个1950年代都令人诧异地保持缄默。人们后来把这段历史斥责为德国的“第二次罪责”。30年后，这股浪潮卷土重来。1980年代初，新当选的总理、历史学博士科尔以青年一代存在着“精神与政治危机”为由，着手推动所谓的“精神与道德的转折”。在其鼓励下，一批醉心于“相对化”和“历史化”的学者们把犹太大屠杀与其他类型的民族屠戮行为相提并论，甚至将之作为苏联大清洗的回应，或强化二战末期盟军空袭带来的悲剧和战后领土变动中数百万人被驱逐的命运。到1990年代，伴随着德国再统一后对民族身份的追求不断强化的趋势，寻找历史中的闪光点成为德国社会的新目标。一部《辛德勒的名单》便在无意中提供了德国人逃离屠犹阴影的契机。围绕在美国历史学家格德哈根及其著作《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上的争议，多半集中在批判者的“种族主义心态”。在这种“克服历史”中，“正常化”的目标是重塑一个无辜的、甚至受到迫害的民族共同体形象。

第二种“克服”体现在沟通、揭露、批判与反思的策略中。阿登纳时代的历史政策虽然趋于保守，但对外却开启了与被害者之间的特殊交往之路。1950年代，德以两国签订协议，联邦德国向犹太人和以色列支付赔偿金。随后，通过《联邦赔偿法》的不断修正和扩大，赔付对象囊括了吉普赛人、同性恋者、政治犯、战俘和强制劳工等纳粹政权受害者。1960年代，德、法两国签订《爱丽舍条约》，昔日宿敌终成盟友。1970年代初，时任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的惊人一跪，成为战败国洗心革面的范本。1980年代中叶，总统魏茨泽克公开把5月8日视作“德国人从纳粹独裁中解放出来的纪念日”。与政界姿态同步的，是一连串自揭家丑的举动。1960年代初的奥斯维辛审判与1970年代末的《大屠杀》连续剧是德国社会真正接受教育的两大动力。此后不久所进行的调查发现，受访者中的反犹主义倾向从1952年的37%降到1983年的9%，对纳粹政权抱有同情心的比例从1949年前的50%下降到1970年代末的22%。在这一进程中，学界的批判角色始终充当着前进的马达。从1961年“费舍尔争论”揭露德国军国主义传统开始，经过1960-1970年代“比勒菲尔德学派”用历史社会学的方式批判德国“偏离西方”的“独特道路”，直至1980年代中叶哈贝马斯在“历史学家之争”中一马当先地批判右翼历史学家“处理损失的方式”，纳粹、二战与大屠杀的历史已经演变为超越考据学的一种“政治教育”。这种有关“历史学的公共用途”之争随后陆续出现在前文提及的“格德哈根之争”、旨在清除“国防军清白神话”的“国防军罪行展览”、柏林建设“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等一系列的大规模社会争议中。通过争论而反思历史的模式业已成为联邦德国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在这种“克服历史”中，“正常化”的目标是建构一个坦诚、开放、立足于国际共同体的新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