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败国如何"正常化"：德国的经验 （2）

两种“克服历史”并非老套的“好德国”与“坏德国”二元结构的重现。它们没有截然分立，有时还相互纠结。但总体而言，第二种方式略胜一筹。它没有提出“正常化”的口号，却让联邦德国在今天被国际社会公认为战败国中的“正常国家”。其中值得重视的经验或许可被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政界人士审时度势。1949年以来，德国政坛不乏昏招叠出的政客，他们在“正常化”的叫嚣下，以“民族复兴”为幌子，试图捞取个人政治资本。他们或曾赢得过短暂的胜利，但最终却失去了广阔的行动空间。与此相反，大部分政治家会从德国的地缘政治出发，把传统的“德国中的欧洲”视角转变为“欧洲中的德国”立场。这种从民族共同体向跨民族联合的转向，自然有利于“克服”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历史叙述。

第二，学界精英坚持不懈。在德国，历史教育始终是一个公共话题，而不是兰克弟子们的专利。“道德优先”超越了“如实直书”，成为通行的学术准则。走出书斋的知识分子继承了启蒙时代的精神，始终以塑造德国政治文化为己任。这一点为“正常化”之路指明了方向。

第三，大众媒体正向介入。被誉为“第四种力量”的大众媒体在“克服历史”的这出大戏中扮演着颇为复杂的角色。两股思潮都以它为平台，试图操控公共舆论。在这一意义上，大众媒体的左右分野颇为明显。不过，更为重要的是，无论左右，这些媒体的自省意识与日俱增。尤其在1990年代每次大规模历史争议结束后，它们都主动承担回眸和总结的使命。这是避免争论中“剑走偏锋”的最好方式。

第四，国际社会持续施压。在历史上，“德国问题”就是“国际问题”。同理，德国的“克服历史”也成为国际性的重大话题。从建国初期大赦令开始，德国的每一步“正常化”举动都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盟国和受害国）的严密关注。德国统一的重要前提之一，便是承认二战后东部界线不变的现状。另一方面，伴随欧洲化进程而来的是德国历史的欧洲化。在2000年召开的犹太大屠杀会议上，居然有22位欧洲元首参加。奥斯维辛业已成为西方文明困境的共同隐喻。由此，德国不再可能借助否认犹太大屠杀而实现所谓的“正常化”目标。

在二战已经结束将近70年之际，某些战败国渴望“正常化”的心情不难理解。不过，在它们决定采用哪一种“正常化”方式之前，联邦德国“克服历史”的经验或许可作借鉴。对于国际社会而言，它的探索同样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