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消费时代来临，应以短痛换发展（2）

经济“转弯”应着眼中长期

时代周报：一季度宏观经济指数下行，一个预测是中央政府会出台政策救市，二是会继续进行短期刺激，你对此怎么看?

迟福林：改革和调整结构，是我们要稳步增长的一个关键。但究竟是更看重中长期发展还是短期增速，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选择。

我认为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不在短期，而是中长期。尽管短期的经济压力一定会有。现在迫切要求是，在经济“转弯”的过程中，决策的思路要转变。思路不转变，放任经济按照原有的方式高速发展或者过度降温，都会引发严重后果。保持适度的增长还是非常重要的。在改革过程中，微刺激是相对合适的，能够为经济平稳转型创造条件。

中长期增长的优势条件在哪里?在内需和消费。人口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都将带来大量的消费需求，这一需求可使中国在未来5-10年内保持7%以上的中速增长。

举例来说，北京现在再建十个儿童医院，也一样有需求。现在有数十万人出国求学，教育需求也已经大量外流。健康服务的需求也非常大，投资则严重不足。与常见的误解不同，消费并不排斥投资，而是需要投资，并且投资空间巨大。人口城镇化带来了消费结构的升级，消费总量的释放，和服务业的发展需求。释放增长潜力关键在市场。13亿人的消费大市场是我国的突出优势。初步估算，到2020年，我国潜在消费需求将达到50万亿元左右;加上引致的投资需求，内需总规模有望达到上百万亿元。这将为实现7%-8%的中速增长奠定重要基础。把增长潜力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动力，关键是全面激发市场活力。

时代周报：另一个原因是否因为改革的红利需要较长一段时间才会慢慢显现?对于短期宏观经济的稳定作用是否比较小?

迟福林：改革并非解不了近渴的远水。关键在于决策者能不能下决心尽早让政策破土—特别是服务行业的开放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它既符合中长期的发展政策，也快速能作用于短期的增长。

中国目前的政策，对结构性消费需求的抑制作用仍然很大。由于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依赖于政府对财富和资源的支配，由此导致在国民收入分配大格局上，政府所得占比过高，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由此导致抑制居民消费。

另一方面，高度依赖于投资，具有“亲资本”倾向，由此导致企业收入占比偏高，劳动报酬占比偏低，降低居民消费能力。重生产建设、忽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降低了居民消费倾向。重投资数量扩张，忽视消费市场监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导致消费环境不断恶化。如果消费环境改善，消费额的迅速增加是有很大空间的。

时代周报：有观点认为，产能过剩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经济”政策的结果。那么，在以消费拉动经济的转型中，政府是否不应当主导投资?

迟福林：这不是政府是否主导的问题，而是投资结构的问题。

政府的投资依然很重要，问题是投什么：是继续投资铁公基或重化工业，还是老百姓急需的教育、医疗、公用基础设施等方面?公共服务方面的投资是严重不足的，政府在这些方面增加投资能带动社会资本投入。

遗憾的是，恰恰在这些领域，行政垄断比较严重，社会资本难以进入，所以，放开服务业市场，释放投资的空间，让社会资本进入，这很重要，也很急迫。

另一方面，国有资本在重化工业的投资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今天国企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公益性的投资，公益性投资做好了，就发挥了国企重要作用，才能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才能发挥国企在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