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资源配置：城镇化与中产的起点
时代周报：人口城镇化过程当中，政府应当做什么?
迟福林：第一，目前政府已经做出了国家城镇化的规划。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不低于45%，这个指标稍微低了一点，应该达到50%左右。
第二，就是要加快改革。改革要在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制上破题，这样才能使人口城镇化有动力和制度保障。
第三，推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适应人口城镇化带来的服务需求全面快速增长，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来推动服务业主导的结构调整，尤为重要。
时代周报：加快中小城镇建设，应该政府投入还是引导社会资本投入?
迟福林：这两个方面同样重要。
中小城镇主要的问题是公共资源配置。因为公共资源配置大多数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我们现在总强调产业，但公共资源的配置更是一个基本条件。有了一定的公共资源，人口就会向那里集聚、倾斜，人口集聚到一定程度，自然会有一定的产业形成。
在中小城镇发展上，第一位的就是公共资源配置。政府要加大中小城镇公共资源配置的投资，来尽快实现按人口而不是按城市的行政级别来配置公共资源。
其次，在公共资源配置方面，政府要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就是利用市场机制，来激活社会资本，采取多种政策来支持社会资本在公共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比如，可以率先放开中小城镇的医疗、教育等行业，让社会资本可以广泛地参与这些行业。
时代周报：中国要发展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社会，已经成为各方共识。那么，在经济高速发展的30年中，没有形成大比例的中产阶层，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迟福林：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发展阶段的变化，中产阶层在逐步成长，但中产阶层规模整体上，与中国发展的进程不相适应，现在中产只有25%左右的比重。这种不相适应有几种原因：
第一，中产阶层主要分布再城镇，而人口城镇化的进程比较慢，落后规模城镇化18个百分点。
第二，产业结构调整的缓慢。我们国家服务业的比重相较于同等国家至少低10个百分点。
第三，取决于分配结构——向中产阶层倾斜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方面的改革不到位。
第四，我们在整个的发展过程中，对创业、创新、产权保护等相关的改革缓慢和中产阶级层面扩大得不相适应。
第五，最重要的是，中产阶层很多都被绑在房子上了，如果房价出问题，受到影响最大的就是中产了。所以保持房价的相对稳定，也与中产阶层形成有特别重要的关系。现在中产阶层大多数都是两套房，一套比较小的，一套改善性住房，通常有不少贷款，压力很大。所以保持房价的稳定，不仅是对市场的影响，而且对人口结构，特别是稳定发展中产阶层，非常重要。
时代周报：那么制度和产业政策上，应当如何在培育中产方面着力?
迟福林：第一，中产阶层比例的提高依赖于城镇化，如果城镇化率很低，那中产阶层的比重肯定不会很高。
第二，中产阶层的形成是依赖于服务业的发展，现代服务业需要更多的白领，收入水平也相对比较高。
第三，取决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现在一个很大的挑战是，能否建立起有利于中产阶层形成的税收制度。如果以中产阶层为纳税主体的财税制度不改革，那就很难。
目前，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创造中产阶层形成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制度环境，这对中国来说十分重要。而随着人口城镇化的发展，随着现在服务业主导地位的确立，产业结构的调整，未来十年将是中产阶层快速发展的时期。
如果到2020年中产阶层发展的比重还达不到40%以上，那么我们所谓的扩大内需、拉动消费、收入分配改革、形成橄榄型的社会结构等目标，可能都面临着很重大且多方面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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