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从“垃圾焚烧厂争议”看“邻避思维”（3）

以环保回馈化解“邻避思维”

化工厂、火葬场、加油站、垃圾处理场，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任何一个人，假如他不避居山林、遗世独立，都会同上述四者发生这样、那样的交集。然而，不同于超市、学校、医院等场所，化工厂、火葬场、加油站、垃圾处理场的修建在今日中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大有“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之势。

从民情、安全的角度而言，化工厂、火葬场、加油站、垃圾处理场，令人精神不悦甚至紧张，人人不想其建在自家后院，这应当理解。然而今日之中国，“邻避运动”（外来词汇，指居民为了保护自身生活环境免受具有负面效应的公共或工业设施干扰，而发起的反对行为——编者注）以及“邻避思维”在各地普遍存在，动辄聚集上万甚至更多民众，释放巨大的社会动员力量，却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

环境意识的觉醒，无疑是“邻避运动”和“邻避思维”的催化剂。火葬场、化工厂等建设同每个人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难以修在荒无人烟处。现今，中国城市普遍地狭人稠，火葬场、化工厂等建设的择址，各方都尤为关注。对于这些场所，公众莫不对其避让三舍。项目的选址，也成为政府部门非常头疼的一件事。

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或将环保公示大而化之，或“顶住压力”将项目落地开工，一部分民众耳聪目明，借助便捷的网络以政府重大项目环保公示“走过场”，必须“尊重民意”“珍爱生命”为号召迅速凝聚大量的民意资源，将“邻避运动”由线上扩展到线下。

“邻避运动”者不分男女老幼，一致对政府“发声”。一部分人抱着“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心态，不惜将事情闹大，甚至伴随种种过激行为，使得地方事件很快上升为全国关注的公共事件。众目睽睽之下，地方政府左右为难，往往以项目缓建或另觅他址，以期息事宁人。“邻避运动”堪为现代中国治理的一大挑战。对此，笔者以为，环保回馈是化解当下“邻避运动”的一剂良方。

一方面，政府部门要加大宣传引导，让每一个人都发自内心地承认火葬场、化工厂等建设为自身生活所必需，深刻认识到每个人在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在最大限度保证安全运营、降低污染总量的同时，由政府或运营单位多管齐下，给予周围民众适宜的经济补贴，额外提供充分的公共服务，给予周围的孩童相应的教育优待，向周围社区提供免费的文化、娱乐、医疗设施，让这些令人精神不悦甚至紧张的场地，不再冷冰冰地矗立一处。通过积极丰厚的环保回馈，令这些必需品同周围民众融为一体，建设利益共同体，就能减少阻力，造福社会。

垃圾变废为宝才能避免抗议

垃圾围城，已经成为困扰中国不少地方的一个难题。如何进行垃圾无害化处理？杭州市城管委固废中心主任张束空之前表示，杭州是“填埋为主、焚烧为辅”，60%的生活垃圾是填埋处理，国内外都这样处理。事实上，张主任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一个问题：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

像杭州这样的聚众闹事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或填埋场的情况，在台湾也出现过。中山大学政治学博士陈晓运曾撰文指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台湾“一县市一焚化炉”政策的后果是民众抗议遍地烽烟。民众围堵厂房、赴公共部门陈情、找媒体……尽管对污染的疑虑是抗议的原始动力，然而，旷日持久的抗议不仅针对垃圾焚烧厂的技术风险，而且还指向不合理的决策过程，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官员和专家社群的技术专制。起来保卫家园的民众常常被贴上“邻避主义”的标签;而专家社群则配合官员抛出极端技术化的抽象概念，配以图表和定理等摆设对民众进行信息轰炸，以专业化来阻滞民众决策参与。这一过程制造了大量的信息不对称，从而累积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

台湾居民联结环保组织和学术团体，一方面力促垃圾处理技术的监管和更新，另一方面推动垃圾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使政府官员也逐渐意识到反对焚化炉事件的参与者是在推动政府做正确的事以及正确地做事。为此，政府开展了系列行动：提出“资源全回收、垃圾零掩埋”的目标，优化垃圾处理技术，回馈受影响民众，垃圾资源化利用，出台环保教育等政策方案，主动公布焚烧厂运营的数据，将抗争民众纳入监督委员会，让厂方的经营处于政府和民众的双重监督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