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从“垃圾焚烧厂争议”看“邻避思维”（2）

背景 2万多居民曾联名反对

9日，杭州市余杭区政府网站发布《余杭区人民政府关于九峰环境能源项目通告》，对近日发生的市民聚集事件正面回应。九峰项目前期过程中，将邀请当地群众全程参与，充分听取和征求大家意见，保证广大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今年4月，杭州市规划局规划院对媒体表示，位于杭州城西片区的仓前垃圾处理工厂的垃圾处理已处于超负荷状态，基本没有扩建余地，所以需要在九峰村新建一个垃圾焚烧发电厂。

据了解，杭州余杭区中泰乡位于杭州西郊，辖24个行政村，总人口24244人，距杭州市中心25公里。

据当地居民介绍，4月24日，杭州城区居民以及周边村村民就已经向杭州市规划局提交了一份2万多人反对九峰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联合签名，以及52人要求对《杭州市环境卫生专业规划修编(2008—2020年)修改完善稿》公示提出听证的申请。杭州市规划局24日出具了一份书面答复，称将对这些申请材料予以承办、给予答复。

观察

公共事件中的“邻避思维”难题

对此事件，杭州市委、市政府有关负责人则表示，理解公众的心情，但这种“欢迎建垃圾焚烧厂，但不要建在我家门口”的“邻避思维”让政府左右为难。杭州目前在城市的东南西北4个方向都建有垃圾焚烧厂，但每天的处理能力已经严重跟不上垃圾的产生速度。除现有的焚烧能力之外，杭州市每天尚有超过5000吨的垃圾无法处理，只能实施直接填埋。此举不仅对环境影响更为巨大，而且现有填埋场的承载能力不足6年。建设垃圾焚烧厂的确是目前实现垃圾减量、缓解目前杭州“垃圾围城”现象的最有效方式。

英文中“邻避”的原意是“别在我的后院”（“Not-In-My-Back-Yard，“NIM-BY”），指具有一定潜在污染威胁或心理影响的设施，这类设施可能会给周边居民带来负面效应或潜在风险，导致对方产生敌视态度，从而引发邻避疑虑甚至冲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邻避现象成为世界性的共同问题，不仅发生在发达国家，也逐步在发展中国家显现。

公众为何害怕与“垃圾焚烧厂”为邻？

应该说，对于一座垃圾焚烧项目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除了要求事件中实施聚众堵塞交通、毁坏公私财物、行凶伤人、制造传播谣言的人员投案自首之外，相关部门　还能够从项目的立项、论证、报批流程的不足进行反思，并承诺在没有履行完法定程序并征得民众理解支持之前，一定不开工。相比过往常见的生硬态度，官方的柔　性回应，倒也令人刮目。

群聚作为民意的一种表达方式，当然可以有，但群聚行动显然应当有其边界，对于公共财物的损毁以及暴力打砸行为，显然逾越了边界，自然不应被纵容。不过，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及其动因，的确还不能因为一部分人的出格行为来简单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群体性事件，除了法律层面的追责之外，对于事件成因的反思，其实来得更加急迫。

在村民看来，垃圾焚烧厂的秘密开工才是引发聚集事件的导火索，而此番官方回应将确保群众知情权，对项目进行严格论证，并承诺在未完成法定程序和征得公众理解支持的情况下，一定不开工，相信有望打消村民及公众的担忧与疑虑，从而在根本上消弭滋生群体性事件的风险。

而类似垃圾焚烧厂选址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其实并非国内所独有。在一些发达国家，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便曾经历过风起云涌的“邻避运动”。社区民众因为反对建设垃圾填埋场，毒性废弃物处理场，受影响的民众联合起来对抗政府和开发商，使此类设施的兴建陷入进退两难的僵局。邻避现象甚至愈来愈多的扩展到其他公共设施建设中，如停车场，甚至流浪汉收容所等的规划选址，都曾遭遇邻避心理。而所谓“邻避运动”，英文叫做“Not in My Back Yard”，即并非反对公共设施建设本身，而只是反对其建在“自家后院”。因为这些反对的民众其实也心知肚明，垃圾焚烧厂这类公共设施，当然不能不要，不管是谁家后院，也总要选个地方建。从这个角度来看，“邻避运动”本身其实与环保诉求无关，而是出于自身利益，规避风险而已。

对国内民众而言，这一担心更非多余。因公共项目管理失当，监管缺位而导致环境污染，并对周边居民权益造成损害的先例，很大程度上正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根本诱因。可见，真正意义上消除“邻避心理”，绝非力排众议的说上就上，而更在于严格遵守立项、论证的程序，尤其是建立与民众的沟通机制，让民众充分参与其中。而获得项目“邻里”的信赖，又何尝不是公共工程上马的必要前提呢？

而在日本，垃圾焚烧厂的选址恰恰是与政府部门为邻，而不是靠近百姓民居，这或许不是为对“邻避心理”最有效的破除。连官方都不怕与这些“危险”的公共设施为邻了，长期以来笼罩公众心头的心理阴影，才有望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