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极世界的治理模式

世界正在变得更为多极化，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冷战结束时，作为美国或西方“必胜主义”的代言人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模式已经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形态，再无其他有竞争力的选择。进入21世纪，在小布什政府时期，伴随美国举世无双的超级力量，新保守主义者也欢呼美国的“单极时刻”，鼓吹建立美国在世界上的“新帝国”。但是，美国的“单极幻想”好景不长。短短几年之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代价高昂的战争消耗了美国的国力，2007年发端于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让美国经济陷入危机。伴随着美国力量的相对衰落与新兴国家经济和国际影响力的快速崛起，经济危机中的美国不得不开始面对“后美国时代”的来临。今天，尽管美国经济有所复苏，新兴大国的经济增长率也出现了放慢的迹象，但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的发展仍然不可阻挡。

本文从对多极化这一趋势的探讨出发，对三种主要的多极世界治理模式进行讨论，分析各个模式的现实性、正当性和有效性，并提出三种模式在现实世界中的演进路向。

一、发展中的多极化世界

多极化世界是一个复合的进程，至少包含了经济力量的多极化、军事力量的多极化和观念力量的多极化三个层面。

经济力量的多极化在冷战时期就已经出现，主要表现在苏联经济力量的崛起以及美国的西方盟友的经济复兴。冷战结束后，尽管俄罗斯由于苏联解体而失去了经济超级大国的地位，但新兴大国的经济实力出现了持续跃进的局面，拉丁美洲国家和非洲国家在本世纪也重新加入经济增长的行列。在非西方世界经济加速崛起的背景下，一度作为冷战后世界经济中心的西方世界不仅经济增长率低下，还受到了2007年以来西方经济和金融危机的重创，从而让世界的经济力量格局出现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型。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参见表1)，在冷战结束后伊始，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以名义价格计算占世界经济总量的83.6%，其中美国一国就占26%；转型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仅为世界经济总量的16.4%，金砖五国所占比重为5.7%，中国为2%。2012年，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以名义价格计算已经下降到世界经济总量的61.9%，美国所占比重下降到了21.9%；而非西方世界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上升到了38.1%，金砖五国上升到20.7%，中国所占比重提升到11.5%，从不到美国经济总量的8%增加到52%。

由于名义价格的扭曲，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各国经济总量更能反映实际的经济总量对比。从1992年到2012年，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64.3%下降到49.8%，而非西方国家的经济总量所占比重从35.9%上升到49.9%，历史性地在经济总量上超越了西方世界。期间，西方七国集团(G7)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51.4%下降到37.8%，美国所占比重从22.8%下降到18.9%；而金砖国家的比重从15.3%上升到27.2%，中国的比重从4.3%提升到了14.8%。可以说，世界的经济多极化已经基本成型，而且，随着非西方世界经济增长继续快于西方世界，未来世界的经济多极化格局将更加定型。

与经济多极化相比，军事多极化的趋势较难得到公认。美国学者小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虽然承认世界的经济多极格局，但认为在军事力量上仍是美国主导下的单极。[1]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往往从各国国防开支的角度来衡量各国的军事力量。就国防开支而言，美国在冷战后一直维持着头号军事开支大国的地位，其军事开支往往占到世界全部军事开支的一半左右。尽管如此，各国军事开支方面的差距在冷战后也出现了均衡化的趋势。根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的数据，1995年，美国的军事开支为3990亿美元，整个北约为6660亿美元，而金砖国家的全部军事开支仅为625亿美元，分别相当于美国的15.7%和北约的9.4%。而在2011年，美国一国的军事开支高达6896亿美元，北约国家合计为9996亿美元，金砖国家的军事开支合计为2963亿美元，大约与欧盟国家的国防开支水平相当，是美国的43%、北约的29.6%。[2]更重要的是，军事力量的大小不能仅仅依据一国所拥有的军事实力，而是要看一国运用军事能力影响或改变其他国家行为和政策的能力。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就已经领教了世界军事超级大国不能打败越南，甚至沦落到一个失败者的地步。21世纪美国发起的针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战争，虽然在军事上推翻了原有政权，却不能在那里建立起稳定的政治体制并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只能撤出军队。

美国的军事力量无法让美国在与非核国家的关系中予取予求，更不用说让美国在与核国家的关系上占据支配地位。正如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所指出的，核武器的出现以及由此形成的相互确保摧毁状态，消除了一国对其他有核国家进行战争的五种原因。这些原因也是埃弗拉所认为的一般意义上战争的五种原因，即错误的乐观主义、抢先行动的利益、机会窗口与脆弱性窗口、资源的高累积性以及进攻占优。[3]也就是说，在核时代，美国无法将其在军事开支上的单极地位转化为对其他核国家的支配力。在这个意义上，军事力量的多极化远比军事开支的差距更为显著，即便军事开支的差距也在快速缩小。

观念力量的多极化同样不为人们所关注，或不被承认。尽管人们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多有批评，西方观念在西方主流世界看来似乎仍是“普世”的和不受挑战的。但是，非西方世界的群体性崛起以及西方自2007年遭遇的严重经济金融危机正在冲击着西方模式至上的死板观念，也在西方内部催生出一些严肃的反思。值得一提的是福山本人的反思努力。福山早先提出“历史终结论”，以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是政治制度的终极形式。2011年，福山在其新书《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发展出了一个更为精致的理论，认为一个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需要把国家(the state)、法治(the rule of law)和负责任政府(accountable government)这三者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能否取得这种平衡，答案不是明显的。毕竟，国家的功能是集中和行使权力，要求公民遵从法律，保护自己免遭他国的威胁。另一方面，法治和负责任政府又要限制国家权力，首先迫使国家依据公开和透明的规则来行使权力，再确保国家从属于民众愿望。福山把丹麦视为三者有机结合的典范，阿富汗有民主却没有有效国家和法制，俄罗斯有强大国家和民选政府却欠缺法制，新加坡有强国家和法制却没有完善的负责任政府，美国有法制和负责任政府但国家孱弱。这些未能有效结合三种要素的政治制度都可能面临政治衰败。如此，福山事实上是承认当今世界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组织方式，表面的西方民主制度，如法制和通过民选建立起来的负责任政府并不足以保证一个政治制度成功；虽然面临未来的挑战，表面上欠缺西方民主制度形式的国家，如果有强国家的存在，也具有在一定阶段取得成功的可能。当然，福山最后还是回到他对西方制度的信念上来，认为尽管许多西方国家面临国家孱弱的问题，但法制和负责任政府的存在最终可以让它们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4]

事实上，当今世界中的各大力量中心正在内外政策方面采取多样化的发展道路，并且都拥有因各自的成功所带来的自信。美国以往的成功建立在其国内民主制度、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模式以及严保本国主权却要削弱别国主权的对外政策之上；欧洲的成功起步于内部的民主制度、社会市场经济以及让渡本国主权的同时削弱别国主权的一体化和对外政策选择；中国的成功源于具有本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模式以及严保本国主权也尊重别国主权的对外政策；巴西和印度在国内制度方面更为接近西方，但在对外政策的原则上与中国更为接近。总之，在物质力量分散化的今天，观念力量的多样化也在同步发酵过程中。这种多样化带来观念的竞争，如果这种竞争能被导向一种良性竞争，新的观念力量多极化将给各国带来新的福音，让各方有机会相互学习和借鉴对方的长处。在《21世纪的精明治理》一书中，美国的尼古拉斯·伯格鲁恩(Nicolas Berggruen)和内森·加德尔斯(Nathan Gardels)提出东西方应该相互学习的问题，来找到一种更好的第三条治理道路。他们希望中国要向美国学习如何更好地回应民意来提升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而西方国家要向中国学习，采用更加技术型的政府体制，以便能够制定超越选举周期的长期计划，发展“负责任的精英体制(accountable meritocracy)”。[5]

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当然不是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冷战结束后，关于世界的力量格局，中国学者中流行“一超多强”的观点，而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也提出了“单极-多极体系”的概念。[6]在一定意义上，“一超多强”在今天仍然是成立的，但是，美国一超或单极的地位正在日益相对衰落，多强和多极的特征正在成为世界的主导特征。2008年，美国外交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N.Hass)又提出了“无极时代”的观点，他认为21世纪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是正在向无极转变：这是一个不是由一两个国家甚或是几个国家，而是由众多拥有并行使各种权力的行为体所主导的世界。这意味着国际体系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哈斯认为无极世界将充满困难与危险，但通过促进全球更为深入的一体化则可以在无极世界中寻求稳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步骤是由几个(大国)政府建立起一个核心集团，而其他国家则承诺推进合作性的多边主义。哈斯将此称为“协调的无极”。[7]不过，如果无极世界仍然仰赖主要大国的核心引领作用，在叶江看来，“哈斯虽然在对当前国际格局的认知上超越了大国中心论，但是却在提供解决无极世界所带来危险的方案上则又回到了大国中心观”。[8]

中国学者阎学通最近发展了一个中美两极世界的观点。他在2011年提出世界格局更可能从“一超多强”转向“两超多强”。[9]他认为，如果今后十年按照今天历史惯性的方向继续向前发展，由中国和美国组成的“两极格局到2023年就有可能形成”。当然，他也表示，国际格局是由大国实力对比和大国战略关系两个要素决定的。大国实力对比是有利于中国崛起的，但是大国战略关系却对中国不利。未来十年，实力相对衰落的美国将更加依靠软实力优势来弥补其硬实力的不足。[10]确实，按照大多数国内外的预测，以目前的惯性，即使是放慢的惯性，中国将在2030年以前在经济规模上全面超越美国，中国会和美国一起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不过，笔者还是认为，三个因素仍然需要我们在得出两极世界的论断之前谨慎考虑。首先，即使中国在经济规模上超过美国，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只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1/4强，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富裕强国；而美国的相对地位要比现在还弱，如何继续维持世界超强的地位?其次，从综合实力来说，按照国民生产总值、人口、军事开支和科技这四个权力构成要素来测算，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预估中国的总体实力在2030年会和美国相当，但两国届时将分别只占世界权力总量的17%左右，都不及美国在2010年时约占世界权力1/4的强势地位；而且，其时欧盟和印度的综合国力也都在世界总量的10%以上。因此，中美优势还不是绝对的。此外，该委员会在2012年的报告中也提出了一个新的国家权力测量方法，加入更多的权力要素，如能源、对外援助、研究与发展、互联网与通讯技术等。按照这一测算办法，美国的国力在2030年时仍比中国多出4%-5%。[11]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如同约瑟夫·奈指出的，这个世纪的权力转型(power shift)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传统意义上国家之间的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二是从国家向非国家行为体的权力扩散(power diffusion)，导致越来越多的事情发生在最强大国家的控制之外。[12]从这些因素出发，笔者仍然认为，多极仍将是未来世界至少在2030年前的主要特征。当然，我们需要研究未来中美作为两个首要大国并存这一现象给多极世界治理所带来的问题和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