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极世界的治理模式（3）

三、多极世界的治理模式二：西方自由国际秩序

大国协调要求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向非西方国家让渡权力，通过相互妥协来寻求共识，实现对世界的共同治理。这意味着西方需要放低其世界主宰者的姿态，采取更为务实的态度。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高峰，西方似乎准备做这样的让步。不过，随着危机的消退，西方的自信似乎又卷土重来。用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的话来说，“历史也许还没有终结，但自由国际主义者相信，历史在他们一边”。[22]

伊肯伯里在他的新书《自由利维坦》中认为，美国在冷战时期建立了美国领导下的自由秩序，该秩序具有如下特征：美国的霸权权威、开放市场、合作安全、多边制度、社会妥协和民主共同体。如今，这个秩序处在危机之中，但这个危机不是该秩序的基本原则的危机，而只是一个权威危机，即自由秩序如何管理的危机。[23]

之所以原有秩序的基本原则会延续下去，伊肯伯里提出了四方面理由：第一，旧的传统的推翻原有秩序的方式，如大国战争，已经不太可能发生。第二，自由国际秩序本身的性质，不论有无美国的霸权领导，具有延续性。第三，当今世界正在崛起的大国不对现有秩序构成一个潜在的联合反对集团。第四，所有大国都有促使它们继续共同通过谈判和合作来管理这个体系的相似的利益。对于美国来说，尽管美国一国的支配地位将相对弱化，美国也需要顺应并在制度上接纳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并在各个方面予以让权，但是，如果美国大战略得当，它仍然可以保证自由国际秩序的延续，并在其中发挥核心的领导角色。为此，美国要深化与欧洲的合作，更新双方对联盟和多边全球治理的承诺。要让中国不仅面对一个美国，还要面对由所有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所构成的整个经济合作组织世界。这不是要组建一个针对中国的反制衡的大联盟，而是要让中国面对一个“复杂和高度一体化的全球体系，这个体系是如此全面和根深蒂固，以致中国基本上没有其他选择，而只有加入进来，并在内部取得发展”。[24]

虽然没有伊肯伯里那么高调自信，卡特总统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ezezinsky)在其新书《战略远见：美国和全球权力的危机》中也发展了类似的观点。[25]对于布热津斯基而言，美国相对衰落将导致全球地缘格局，特别是欧亚大陆的失衡和混乱。为此，美国要在国内重振活力，在国外建立一个“扩大的西方”，使它成为世界上最稳定和最民主的区域。这个“合作的大西方”将涵盖美国，经过欧洲进入欧亚大陆，接纳俄罗斯和土耳其，并在地理上到达日本和韩国。“大西方”的广阔幅员将强化其核心价值对其他文化的吸引力，从而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发展出形式多样的一种“普世”民主政治文化。与此同时，美国也要与中国在广泛的问题上实现相容，来显著提升亚洲稳定的前景。为此，美国要鼓励中国和印度和解，并缓解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纷争。总之，美国应该扮演一种双重角色：作为西方更大和更广泛团结的“促进者和保证者”以及作为东方主要大国间的“平衡者和调解者”。[26]

美国的这类自由国际秩序观在欧洲也不乏拥趸。在欧洲人看来，美国是欧洲的“本位性(essential)”伙伴：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是超越其他任何伙伴关系的，而且，没有来自美国的支持，欧盟难以有所作为。[27]为了加强美欧关系，强化美欧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权，在维系安全上的北约组织之外，2013年4月，美国和欧盟同时宣布将正式谈判《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并计划在两年内达成协议。TTIP如果能够顺利建立，将促进跨大西洋的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卡雷尔·德古赫特(Karel De Gucht)希望这一高水平的双边自由贸易区能够为国际贸易设定新的规则标准，以美欧之间的经济团结来平衡中国以及它的“权威资本主义”。[28]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话来说，这类似于要建立一个“经济北约”，来对抗中国模式。[29]

西方自由国际秩序模式的核心是维系西方的主导权和反映西方价值的国际制度和规范，其途径是强化西方的内部合作，扩展西方的成员。在这个治理模式中，新兴大国的崛起是被承认的现象，为此需要向新兴大国让渡部分权力，以便将新兴大国吸纳到现有的体制中。但是，权力的让渡只是有限的，不能损害西方的主导地位，也不能削弱西方倡导的价值原则。

西方国家仍然认为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治理模式有其坚持的理由，至少包括四个方面：首先，至少在目前，西方主要国家在军事、经济和软实力方面都仍然占据上风。在军事上，金砖国家2011年的军事开支仅占美国的43%、北约的29.6%；在经济上，2012年金砖国家名义价格计算的经济总量只有西方七国集团的43.8%，还没有超过美国和欧盟任何一方的经济总量，即使按购买力平价来计算，金砖国家的经济总量也只有七国集团的72%；在软实力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占据优势。因此，尽管未来的力量格局会继续朝着有利于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方向发展，但至少在未来的十年中，发达国家的总体优势还将维持。

其次，冷战后非西方大国接受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的经验也让西方对未来吸纳非西方大国有一定的信心。以中国为例，中国在冷战后经过长期谈判最终按照自由贸易的规则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也在2005年的联合国峰会上接受了“保护的责任”的基本原则，开始全面参与联合国的气候变化谈判，加入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和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即使西方需要非西方大国的支持来渡过自己的危机，西方也可以给予非西方大国表面的决策参与，但仍然可以主导国际议程和决策。2008年二十国集团的出现被看做是西方对新国际力量对比的承认，第一次让发展中大国平等参与国际经济治理。但是，虽然发展中国家为解决欧债危机两次注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于二十国集团的议程主要操控在西方手中，且主要功用是借助发展中大国的资源帮助解决西方的困难，因此一旦西方的危机缓解，二十国集团机制的重要性就明显下降。西方七国集团机制重新得到重视。

再次，西方也寄希望于新兴大国之间的矛盾会妨碍它们挑战现有国际制度的联合努力。约瑟夫·奈一直对金砖国家合作持怀疑态度。在他看来，金砖国家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各国之间充满了矛盾：它们的规模相差悬殊，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发展速度也出现严重落差；印度、巴西和南非是民主国家，而俄罗斯和中国是“专制大国”；中国、印度和俄罗斯是亚洲领导权的竞争对手；巴西、印度和南非都担心人民币低估对各自经济的影响，等等。所以，这是一块“没有黏合剂的金砖”。[30]

最后，在西方危机缓解而新兴大国发展速度放缓的背景下，西方正在找到新的自信感。曾在奥巴马政府中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认为，随着美国页岩气革命的发生，美国正在崛起；欧洲的危机虽然没有解决，但欧洲正在转为稳定；美国和欧洲的关系正在加强。考虑到美国和欧洲占了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多，拥有令其他势力望尘莫及的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还控制着不断上升的全球能源储备比重，如果美欧共同体能够扩展到非洲的西岸和美洲的东岸，21世纪仍将是“一个大西洋世纪”。[31]

对于目前的西方国家而言，这是一个最为理想的世界治理模式。对于新兴大国而言，它有多大的可接受性呢?在笔者看来，西方自由国际秩序观存在着四个核心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事实性的：新兴大国确实在参与到国际制度中去，但不能把现有的国际制度全部视为西方构建的，其中的一些重要组成部分是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制度。比如《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事实上都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不断争取而获得的。发展中国家的独立是它们通过民族解放运动而实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席位也是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争取回来的。新兴大国加入这些国际制度，根本原因是这些制度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建立起来的。所以，不能单纯从新兴大国加入国际制度推导出它们总是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

第二个问题是逻辑性的：西方如何能让新兴大国分享决策权而又不让它们对决策产生影响，打上它们的烙印?在笔者看来，要做到这一点，西方有三种选项，但这三种选项都不能成立或长久成立。第一个选项是有限分权，使得新兴大国无法运用这些新增的发言权来影响最终的决策。比如2010年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历次投票权的重新分配，几乎没有对发展中国家在该组织的决策影响力有多少实质性意义。第二个选项是“欺骗性”分权。2010年二十国集团通过的向新兴大国转移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的事例大概可归为这一类。主导大国承诺了分权，但情势变化之后，分权承诺不能兑现。如果我们认为新兴大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未来在国际力量对比中最终取得优势地位，这两种选项都是不能持久的。第三个选项是假定即使新兴大国有了相应的重要决策权，但由于它们的诉求与西方国家无二，它们参与的决策也将产生西方希望的结果。在下面的讨论中，笔者将证明这样的想法是一相情愿的。

第三个问题是实质性的：西方国家和新兴大国之间在维系和改造现有国际制度上确实有着不可忽视的立场分歧和矛盾，西方不能理所当然地指望来自新兴大国的支持。目前的国际制度正在三个领域经历重要的转型，每一个领域都可能产生新兴大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围绕国际制度塑造与构建的斗争。一是西方试图对更多体现发展中国家利益的那部分现存国际制度进行改造，比如用保护的责任来替代不干涉内政原则，用人权保护来消解主权平等原则，用环境保护来压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等。这些改造努力肯定会遭到新兴大国的抵制。二是西方希望改造现有国际制度中对自己原来有利但现在不那么有利的部分。比如自由贸易是西方倡导的，但是当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加入自由贸易体制，并发展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时，西方却利用各种名目回归贸易和经济保护主义，这自然会与发展中国家发生制度和规范冲突。三是试图延续现有国际体制中对自己有利、对别人不利的那些部分。西方国家对当前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的掌控有其历史根源，但在经济权力更加均衡化的今天，用抵制和拖延的手法阻止这些组织进行必要的改革将严重影响这些全球性组织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根据有序的原则来实现对这些组织的改造，它们势必要在现有体制之外来建立具有替代性潜力的平行组织，比如进入实质谈判阶段的金砖国家发展银行计划。

第四个问题是演进性的：如果新兴大国在未来继续保持相对于西方更快的发展速度，那么10年或20年以后，西方赖以坚守其自由国际秩序的实力基础也将不复存在。如果这样一种治理模式在未来会失去其主要基础的话，在当前抱残守缺地坚守这一模式将严重疏离未来世界的主要力量，既得不到它们的支持而不能存续，也破坏了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不能发展出有序导向新权力格局的治理模式，损害国际社会发展有效治理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