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极世界的治理模式（4）

四、多极世界的治理模式三：板块化地区治理

早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学者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就提出了地区主义的世界秩序模式，即让介于国家和全球性组织之间的地区性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方面，地区性组织至少可以发挥全球性组织在维持和平与安全、实现经济公正以及环境管理方面所起的某些作用；另一方面，它们不会像全球性组织那样遭到人们的指责。比如，人们批评全球性国际组织可能导致大国主导国家体系，它们注定要失败，因为国家体系作为一个整体难以产生共识，而且全球性国际组织不允许地区独立性和多样性的存在。[32]

对于这个地区主义秩序，布尔并没有多大的信心。如今，另一位英国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地区化未来世界的构想，但从更为肯定的立场强调了这种秩序的正面意义。在他看来，影响遍及全球的超级大国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中的例外现象，是工业革命后西方实力爆发性发展的产物。随着工业化在世界各国的扩散，西方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必然会缩小，美国将注定失去其超级大国的地位，而包括中国和欧盟在内的其他力量也没有可能获得新超级大国的地位。世界将进入一个无超级大国而只有大国的多极世界。这个多极世界的组织原则将是“去中心的全球主义(decentered globalism)”，围绕各个地区来组织。在这个地区化世界秩序中，国际关系将不会是19世纪30年代世界历史的重复，大国不会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兵戎相见。国家之间的互动文化将是一种“朋友加竞争者”的文化，而不是“竞争者加敌人”的文化。在这样一种地区化世界中，在全球层面保持国际社会稳定和一定合作的基本要素仍将存在，如主权、领土、不干涉、外交、国际法、大国关系管理、民族主义、民族自决、人民主权、进步、平等和市场。由于不存在超级大国，这种秩序下将不会出现超级大国常常进行的霸权干涉所带来的全球问题，从而减轻了全球治理的一部分问题和压力。[33]

在这样一个板块化的地区治理模式中，国际治理的重心下沉到各个地区，由各个地区大国在本地区推动区域合作，且治理规则出现地区间差异。地区之间保留着基本的合作机制，但全球机制的重要性和治理能力不可避免地会绝对或相对下降。

确实，冷战时代发展起来的地区一体化和合作在冷战之后得到了新的更大发展。在欧洲，欧洲联盟的建立表明欧洲一体化不仅仅是冷战两极格局的产物，而且反映了欧洲更为深刻的要求摆脱战争，寻求经济繁荣，加强相互认同，并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的共同愿望。摆脱了冷战时期的对立局面，其他地区的国家之间也可有机会去发展本地区内部的合作，各种各样的地区合作机制不断涌现。但是地区治理模式是否可能成为主导的国际治理模式?如何解决该治理模式的内在矛盾？

具体而言，我们会提出下列需要解答的问题。首先，是否每个地区都能发展深入的区内合作？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们至少可以确立地区治理在本地区会是可行的。从迄今为止各地区的合作情况来看，我们无法对地区治理抱有太高期望。确实，欧洲一体化总体是成功的，通过具有超国家性质的地区合作，欧洲在过去实现了内部和平、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并提升了相互认同的水平。但即使是这个最成功的地区治理范例，由于2009年以来的欧债危机以及欧洲经济的整体萎靡，欧洲的地区治理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似乎欧洲这种高水平的地区治理机制成为了欧洲不少问题的来源，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一直是欧洲现有问题的解决出路，从而损害了欧盟这个模式在欧洲内部和外部的国际吸引力。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我们很少见到有哪一个地区的合作水平显著超越了政府间主义的层次，或者有如欧盟那样的一个核心机制来开展地区合作。我们所看到的基本都是建立在政府间主义之上的，由多个重叠的机制所构成的地区合作机制，反映了各个地区内国家试图在维护主权的基础上发展地区合作的普遍愿望。如此，我们很难乐观地展望在各个地区发展出高水平和足够有效的地区治理机制。

其次，地区治理是否可以代替全球治理，或者地区治理是否可以担负全球治理的主要责任?假定地区治理可以在各个地区得到更高水平的发展，通过各个地区的治理，多极化世界的主要问题能够因此得以管理和解决吗?在一个地区相互隔离的时代，这也许是可能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地区治理并不能解决全球化所带来的许多重大问题和挑战。当今世界中的很多问题是跨国的，也是跨地区的。洲际导弹和核武器的出现使得核威慑、核裁军和核不扩散成为全球性问题，需要分散在各个地区的核国家、核门槛国家和非核国家一起来解决；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问题，其产生的根源在于散落在各地区的排放大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其负面影响涵盖地球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需要各国的合力和跨地区合作；贸易、金融和投资的全球化也需要跨地区的解决方案。诸如此类的事例不一而足。当然，地区治理可以在本地区内消除很多的问题，从而缓解全球治理的压力，并从成功的地区治理出发，让地区在世界上扮演积极有为的治理角色。在这方面，过去的欧洲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地区治理显然不能代替全球治理，甚至还无法担负起全球治理的主要责任。即使是欧盟，现在也必须求助于国际治理机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共同出资拯救陷入债务危机的成员国。以前，欧洲和西方通过多边制度介入了非西方世界的经济治理。现在，新兴大国通过加强现有国际经济制度，历史性地介入了欧洲的经济治理，从而形成了新的“相互治理进程”。[34]对于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地区而言，即便它们能实现高水平的地区治理机制，但由于治理能力的欠缺，在不依赖外部力量的情况下，它们也往往不能保证地区治理的效果。更何况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地区形成高水平的合作机制，这方面还没有先例可言。

另外，是否主要大国都会退出其他地区的地区治理?对于布赞而言，在没有了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主要大国的影响力似乎都退回到地区内部。那么情况会是如此吗?很可能不是。在一个全球化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各个层面的时代，主要大国的发展依赖它们与世界各国的联系，而不仅仅是周边国家。只要一个国家有市场、资源、资本、技术、人才，不论它在哪个地区，主要大国都会寻求与这个国家开展交流和合作。这说明了为什么北美、南美、中东、欧洲和非洲在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中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而国力更为强大的美国则更是如此。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曾提出过“多孔化地区(porous region)”的概念，来说明地区的开放性特征。卡赞斯坦认为，多孔化地区的出现受到两组原因的影响：第一组是全球化和国际化进程的融合，国际化进程推动了地区化进程，而全球化进程则把地区深嵌在世界体系中；第二组是多种多样的关系将地区与地区内外的其他政治实体联系在一起。因此，一个地区组成的世界绝非仅仅是一个具有地域界限的、将国家保护主义延伸到超国家程度的地缘经济集团所组成的体系。但它也不是一个进入后国家政治时代的非领土主权体系。对于卡赞斯坦而言，多孔化地区的出现为美国介入各个地区从而确立美国的帝权(imperioum)创造了条件。[35]卡赞斯坦的英文原著是2005年出版的，基本上还是美国力量的巅峰时刻。不过，即使在美国实力相对削弱的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到，在奥巴马政府的战略东移政策下，美国正在大力加强与其亚洲盟友的传统同盟关系，加入东亚峰会机制，并发起了没有中国参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比以前更加有力地介入亚洲事务，对原有的东亚合作机制产生了重大冲击。美国的这种大力介入不仅源于其自身的战略决策，也在于一些地区内国家的主动邀约，以抗衡地区内新兴大国的崛起。这导致了陈玉刚所谓的“国际体系变革中的一个悖论：美国在强盛和单边主义冲动最强烈时期面临的国际压力最大，而金融危机重创下美国的衰落却反而增强了其体系地位和在一些地区的安全影响”。[36]所以，以美国和中国的行为来预期，我们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里，主要大国对其他地区的介入不会明显减弱，相反，一些崛起的大国会加大对其他地区的介入，而一些相对衰落的大国则会集中精力加大对某些关键地区的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