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极世界的治理模式（2）

二、多极世界的治理模式一：大国协调

相比单极和两极世界，多极世界常常被认为是不稳定的，容易发生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在多极体系下发生的。无论是归属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还是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结构主义学派的学者一般认为，多极体系要比两极体系更加不稳定。华尔兹认为，在多极系统中，强国如此之多，以至于任何一国都无法清晰而固定地区分盟友和对手，而强国的数量又不够多，以至于任何一国的变节所造成的影响都不可能是无足轻重的。联盟的灵活性带来不确定性以及更大的误判敌对联盟实力和可靠性的可能性。“不确定性和误判与其说会促使各国谨小慎微，从而促进和平，不如说将导致战争”[13]。而在两极体制下，联盟的僵化导致战略的灵活以及决策自由的扩大。由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要依靠自己的实力来相互竞争，对手明确，冲突代价易于计算，对实力的判断更为确定，双方因此可以在全面和广泛的竞争中表现出“谨慎、小心、警觉、灵活而且克制”。[14]

当然，多极体系并不必然是冲突的。比如，在19世纪欧洲出现的“欧洲协调”机制就通过主要大国间的合作实现了欧洲内部长期的和平。1814年拿破仑战争后召开了维也纳和会。此后，欧洲经历了有史以来最持久的和平，众强国之间有40年未开启战端，而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后，又有60年未曾发生重大战事。[15]维也纳会议建立了由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四国组成的“神圣同盟”。1818年，战败的法国被接纳进这一体制，形成了欧洲五大国通过协商来应对欧洲的各种问题以及调节相互矛盾的大国协调机制。五国不定期地举行国际会议，采取协商一致的决策方式，确立了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所谓的“在现状的基础上维护和平”的原则，即在世界各地保持1815年的领土现状以及君主专制的政体现状。[16]前者体现了英国在欧洲大陆保持力量均势的优先目标，后者体现了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些君主专制国家要求维护其正统地位、合力压制内部不断高涨的民族独立运动和自由主义运动的意图。摩根索也谈到了欧洲协调得以维系的三个因素：欧洲社会当时存在一定的道德共识；当时的世界政治版图有利于大国势力向政治真空地带扩展，各自利益的冲突容易得到调和；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卓越的外交家和政治家，他们谙熟缔造维护和平之道，并善于缩短战争实践、控制战争范围。[17]在欧洲协调机制中，最重要的一个共同行为规范就是各大国的自我克制。这种自我克制既表现在它们奉行温和的对外政策，又表现在解决重大的利益纷争时将和平手段奉为上策。[18]

欧洲协调本质上是一个保守的体制。在19世纪欧洲社会经历重大政治经济变革的背景下，要固守1815年的领土、均势和政体的现状注定是不能长久维持的。民族独立革命和共和革命不光在这些欧洲大国内部冲击着传统的国家体制，而且国家间力量的不平衡发展也在重塑欧洲的力量结构，最终让欧洲协调退出了历史舞台，并促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那么大国协调会是21世纪多极世界的可行治理模式吗?主要大国通过发展协调机制来调节相互关系并主导世界治理似乎一则有其必然性，二则也不是不可能的。就其必然性而言，首先，如同前面所讨论的，世界的多极化看来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随着传统力量中心陷入低速发展阶段而新兴大国发展趋势依然看好，多个力量中心的出现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现象。在此背景下，如果世界要维持和平，实现发展，并应对因全球化带来的各种地区和全球挑战，主要大国之间的合作成为大势所趋。其次，在未来的主要力量中心中，绝大多数将仍然是主权原则的热心拥护者，这意味着超国家的治理方式将不是它们的主要治理模式选择。约瑟夫·奈曾经指出，如果未来中国、美国和印度成为世界的主要力量，这三个国家——也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都属于最保护本国主权的国家。尽管欧盟国家更愿意尝试对本国主权进行限制的试验，也愿意推动更多的制度创新，但是，除非出现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式的灾难，世界很难再见证如1945年创建联合国制度的“制宪时刻”。[19]这将意味着国际治理会主要围绕国家之间的协调和相互妥协来进行，而不是通过建立超国家的国际制度来进行。最后，在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众多问题中，主要大国既是问题的制造者，也是问题的主要解决者，只有它们在国际和国内层面一致行动，才能就问题的解决提供有效的路径。对这些大国任何的排斥都无法带来理想的解决办法，而是需要它们的全体性参与。

就可行性而言，多极世界的大国治理模式也不是没有条件的。这首先是因为，新的多极世界将是一个“互赖多极世界”，各大国之间高度和无一例外的相互依赖将促使它们相互合作。2010年，欧盟安全研究所发表了乔瓦尼·格雷维(Giovanni Grevi)的一篇文章，提出一个新的“互赖多极世界(interpolar world)”已经出现。“互赖多极”可以被定义为“相互依赖时代的多极”。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两个基本要素是“导向多极国际体系的全球层面的力量重组和不断深化的相互依赖”。[20]多极化对任何大国的单边主义诱惑形成了体系性制约，而不断加深的相互依赖则消解着部分多极体系所固有的不稳定性。由于所有大国都需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能源和环境危机且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可以成功地单独应对这些挑战，所有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都有战略利益来对合作进行投资，以把它们的繁荣和安全置于一个更为坚固的基础之上。这个互赖多极世界是以利益为基础的，仰赖主要国际行为体利益的趋同；是问题驱动的，针对那些需要合作来应对的挑战；是过程导向的。互赖多极体系和多边体系是可以调和的，只要后者得到改造。

其次，新的多极世界是有核多极，主要力量中心大多拥有核武器，程度不等地形成了相互核威慑。核武器的出现使得主要力量中心可以依靠本国的核力量来保障自己的安全，不需要过分依靠盟友的支持，从而降低了对力量对比误判的可能性；同时，由于核战争的代价过于高昂且容易计算，从而促使核大国有强大的动力来管理相互之间的冲突，防止冲突升级。如此，有核多极消解了华尔兹提出的造成多极不稳定的另一些主要理由。

再次，新的多极世界也是一个制度多极体系，其中，国家间关系有相当水平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存在着一系列调节国家间关系的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规范，来解决管控国家间的利益矛盾，并促进国际合作。总体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建立起来的国际制度具有进步的特征。与19世纪的欧洲协调相比，新的国际规范支持民族自决而不是压制，维护主权平等而不是大国主宰，促进和平而不允许侵略，推动合作而不鼓励冲突。因此，导致欧洲协调最终失败的一些原因也在不断地被消解。

最后，新的多极世界也是大国协调的多极，大国协调已经在众多的国际议题领域发挥着实际的和重大的作用。在国际安全治理中，冷战结束后，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间进行着更为有效的合作。这是正式国际制度赋予大国协调法定地位的突出事例。在更多的情况下，大国协调采取了非正式集团的方式。“这些非正式集团，多半由一些具有体系影响的地区或全球性大国组成，就特定议题或彼此关心的重大全球或地区性议题举行磋商，协调立场，做出承诺”。“它强调的是大国责任和多边平等协商，反对消极无为，也反对咄咄逼人的单边主义”[21]。比如，主导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是“小型部长会议”；主导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是“主要经济体论坛”；2007年国际经济和金融危机发生后，2008年启动的二十国集团(G20)进程则是大国合作协调以应对国际经济挑战的最新事例。

新多极世界中的大国协调要求参与的包容性、权责的对应性、立场的妥协性、议题的广泛性以及合作的有效性。参与的包容性要求参与大国协调的成员包括在特定议题上的主要利益相关者，以保证协调成果的可接受性、可执行性和国际合法性。权责的对应性要求主要大国在协调过程中具有相等或对应的发言权，在采取共识型决策的协调过程中每个国家都有同等的决策权，如安理会中五大常任理事国共同拥有的否决权；在采取多数决定的协调过程中每个国家拥有与其实力和影响相对应的决策权，如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占据过多决策权的发达国家需要向发展中大国转移部分投票权，以反映新的国际经济力量格局。立场的妥协性要求各大国在追求各自的物质利益以及塑造国际规范的过程中以妥协精神来寻求共识，而不是将自己的利益和规范强加于其他大国。议题的广泛性要求大国协调需要从传统的军事安全和经济议题扩展到涉及各国和人类共同命运的各种新议题。合作的有效性要求各国的协调能够产生有效的解决方案，并能够在各自国家层面以及国际层面得到切实实施。

当然，大国协调模式也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就成员的包容性而言，有关哪些国家应该被纳入协调机制一直是颇有争议的问题，比如，国际社会一直未能就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扩员问题达成共识。就权责的对应性而言，在原有体制享有过多发言权的国家确实表现出一定的让权的意愿，比如有关国家在2010年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同意向新兴大国转移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但是，该协议由于美国国会迟迟不批准而不能生效，显示了体系中原有的主导大国并不情愿进行有序让权。立场的妥协性方面也面临众多的困难。各国在利益和规范方面达成新共识的努力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出现了协而不调的局面。比如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停顿，而各国都在推进各自的双边自由贸易安排。议题的广泛性似乎问题最少，当今的大国协调已经涉及国际治理的各个方面。合作的有效性一方面取决于产生好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取决于这些方案的有效执行。在这方面，大国协调作为一种政府间主义的机制，总体来说其执行依靠各国政府自主自愿的行动，缺乏强国际制度的监督，常常在执行过程中有所折扣，导致有效性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