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极世界的治理模式（5）

五、治理模式之争及包容式演进的路向

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如果冷战后出现过美国的单极世界，那么在今天以及在不远的未来，不管有多少人会怀念美国的那种“单极时刻”，世界已经义无反顾地迈向一个多极世界。多极世界可以是一个不稳定的世界，就像历史上大多数时期所发生的那样。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回到未来”的可能，但是在一个互赖、有核和制度多极的时代，国际和平应该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有更大的保证。只要各国领导人有稍许的明智，避免历史上多极大战的悲剧应该是他们共同的选择。对于近来中国学者提出的未来“中美两极世界”的看法，本文更倾向于把未来中美视为多极世界中的两个首要大国，它们对多极世界的具体形态有影响，但不改变多极格局本身。

排除了单极、无极和新两极的治理模式以及多极不治理模式，本文主要讨论了多极世界的三种治理模式：大国协调、西方自由国际秩序和板块化地区治理。在大国协调治理模式下，主要大国或力量中心将通过寻求共识、相互让步妥协，来寻求良性相互关系的发展，并找到解决全球共同问题的方案。在西方自由国际秩序下，美国和它的西方盟国通过强化西方内部的合作，进而扩大西方的联盟体系，以有限让权把新兴大国吸纳进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维持西方在全球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在板块化的地区治理模式下，地区治理成为世界治理的主要路径，尽管全球治理机制并不必然彻底衰败，但其作用将退居次要。

在现实世界中，三种模式并不是绝对相互排斥的。过去几年的发展见证了大国协调更加强化的事实，二十国集团的出现便是最好的证明。美国及其西方伙伴仍然试图维系西方国际主导权，如继续把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领导职务，拖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份额改革的实施，维系七国集团机制，美欧和美日加强双边关系等。在地区层面，虽然地区一体化进程在各个地区都面临挑战，但地区治理进程仍在勉力向前。

不同治理模式成分的同时存在必然带来模式之间的竞争与角力，其中，前两种模式之间的竞争也许更为突出。考虑到新兴大国未来更大的发展空间，本文认为，未来的多极世界将以大国协调为基本的治理模式。不过，在向大国协调演进的进程中，包容式的治理理念非常重要。这种包容式治理理念要求：

第一，大国协调模式应是渐进生成的。大国协调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共识决策，其产生也需要以有关大国的共识为基础。而共识的形成往往是一个渐进的进程。新兴大国对现有体制存在不满，但这种不满尚不是根本性、颠覆性的。与此同时，西方大国在过去所表现出来的一定程度的让权意愿也提供了渐进改革的可能性。当然，要让现有的主导大国自愿放弃优势和特权地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必要的时候，就中国而言，也需要在国际制度中采取“制度内制衡和制度外制衡的双重策略”，即在现有的国际制度内通过有效的参与，运用中国在制度内的现有地位(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或地位的逐步提升(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投票权的增加)，来阻止有关国家构建不公正国际秩序以及损害中国利益的企图和行为；在现有的国际制度之外，中国也要发展建立具有替代性潜力的国际制度(如金砖国家发展银行)，以牵制现有国际制度的不良发展趋势。[37]

第二，大国协调模式应是兼容并蓄的。这意味着未来的大国协调模式中将包含西方建立起来的国际制度中的合理部分，而且西方主要力量仍将是未来大国协调的重要参与主体。这也意味着地区治理机制应该在未来发挥重要的作用，为此，有关大国应该在各自地区推动公正、有效和开放的地区合作，强化地区层面的国际治理能力，以便缓解全球治理的压力，并增强各个地区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

第三，大国协调模式应是引领合作的。在大国协调模式中，大国之间通过相互让步来达成合作是治理能否产生以及能否有效的关键。这要求存在利益和规范分歧的大国采取自我约束的战略姿态来防止零和博弈的出现，以互谅互让和创造性增量改进的方法来实现共赢发展。同时，大国协调模式也不是大国对中小国家的支配、大国对非国家行为体的排斥，而是大国承担其在全球治理中的特殊责任，引领国际体系中的各类行为体发展更高水平和更为有效的合作。能否获得中小国家和各类非国家行为体的广泛支持，是大国协调模式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另一个关键要素。而且，我们也需要重视中小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推动大国进行有效协调中的积极作用。

注：感谢苏长和教授对本文初稿提出的宝贵意见，同时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注释：

[1]小约瑟夫·奈著，郑志国等译：《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一章。

[2]参见John Peterson,Nathalie Tocci and Riccardo Alcaro,“Multipolarity and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Transworld Working Paper, No.1,October 2012,pp.6-7,http://，登录时间：2013年8月6日。

[3]斯蒂芬·范·埃弗拉著，何曜译：《战争的原因》，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291-295页。

[4]Francis Fukuyama,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London:Profile Books Ltd.,2011,pp.16,482-483.

[5]Nicolas Berggruen and Nathan Gardels,Intelligent Govern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A Middle Way between West and East,London:Polity Press, 2012.

[6]Samuel P.Huntington,“The Lonely Superpower,”Foreign Affairs,Vol.78,No.2,1999,pp.35-50.

[7]Richard N.Haass,“The Age of Nonpolarity,”Foreign Affairs,Vol.87,No.3.2008,pp.44-56.

[8]叶江：《论当前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扩散与转移及其对国际格局的影响》，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第61页。

[9]阎学通：《“一超多强”开始向“两超多强”演变》，载《环球时报》，2011年12月30日。

[10]邓媛、李佳蒙：《阎学通：中国崛起也有历史惯性》，载《国际先驱导报》，2013年7月29日。

[11]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Global Trends 2030:Alternative Worlds,December 2012,pp.16,101

[12]Joseph S.Nye,The Future of Power,New York:PublicAffairs,2011,pp.xv-xvi.

[13]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第226页。

[14]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222-223页。

[15]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60页。

[16]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9页。

[17]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494页。

[18]参见郑先武：《欧洲协调机制的历史与理论分析》，载《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1期，第81页。

[19]Joseph S.Nye,“The Future of Power,”Project Syndicate,October 8,2010,.登录时间：2013年8月10日。

[20]Giovanni Grevi,“The Interpolar World:A New Scenario,”Occasional Paper No.79,Paris:EU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June 2009,p.5.

[21]韦宗友：《非正式集团、大国协调与全球治理》，载《外交评论》，2010年第6期，第106、107页。

[22]G.John Ikenberry,Liberal Leviathan:The Origins,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p.360.

[23]G.John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The Origins,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p.334.

[24]G. ohn Ikenberry,Liberal Leviathan:The Origins,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p.356.

[25]Zbigniew Brezezinsky,Strategic Vision: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New York:Basic Books,2012.

[26]Zbigniew Brezezinsky,Strategic Vision: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pp.184-185.

[27]Thomas Renard,“The Treachery of Strategies:A Call for True EU Strategic Partnerships,”Egmont Papers No.45,April 2011,p.23.

[28]Monitor""""s Editorial Board,“A Global Contest of Values in EU-US-China Trade,”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March 4,2013,.登录时间：2013年8月16日。

[29]Monitor""""s Editorial Board,“Why a US-EU Trade Pact Would Be Historic,”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December 12,2012,.登录时间：2013年8月16日。

[30]Joseph S.Nye,“BRICS without Mortar,”Project Syndicate,April 3,2013,.登录时间：2013年8月16日。

[31]Anne-Marie Slaughter,“The Coming Atlantic Century,”Project Syndicate,February 21,2013,.登录时间：2013年8月16日。

[32]赫德利·布尔著，张小明译：《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46-247页。

[33]Barry Buzan,“A World Order without Superpowers:Decentred Globalism,”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5,No.1,2011,pp.3-25.

[34]庞中英、王瑞平：《相互治理进程：欧洲与全球治理的转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1期，第50页。

[35]彼得·卡赞斯坦著，秦亚青、魏玲译：《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页。

[36]陈玉刚：《后危机时代的大国关系和中国的体系战略》，载《复旦国际关系评论：中国与诸大国关系》，2011年第11辑，第8页。

[37]陈志敏、常璐璐：《权力的资源与运用：兼论中国外交的权力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7期，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