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悖论与中国经验 （4）

　四、结语：发展型国家与中国经验

在既定的全球化背景及先发国家的强权压力之下，后发国家工业化转型的目标被限定在狭隘的范围内。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对既定的狭隘目标的转型，是否亦接受先发国家提供的路径设计?

正如学者所述，后发国家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与增长需要注意两点：其一是发展心态，其二是能配合提供经济增长的好制度与好政策。改革与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仅在时间意义上如此，在进程上同样会因诸如经济反复、循环、倒退等现象而显得漫长。因此，即便后发国家在全球化与先发国家压力下面临艰巨的赶超任务，我们仍旧应当给予过渡模式良好的耐心与理性的期待，不因短期内的倒退去轻易怀疑其有效性甚至截断模式发展空间。此外，第二点对后发国家更为重要，即好制度与好政策，它们并不是当今先发国家宣传和建议后发国家使用的诸如新自由主义的制度与政策，而是其发展进程中实际使用过的那些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政策(张夏准等，2002)[15]。

后发国家选取的那些好制度与好政策，一方面需要提供工业化的替代性条件，另一方面要能将落后劣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以制度性手段推进工业化进程的良性开展。对采取发展型国家的方式促进经济发展的国家而言，这意味着强有力的国家能力与充分发挥的国家自主性。国家自主性是国家的基本属性之一，代表着国家公共权力之于社会特殊利益的独立性，其载体通常是官僚组织。自主性强的后发国家，往往能够顺利地将国家首要发展意志扩展为全社会的首要意志，从而使资源按照国家理性下制定的连贯长远规划来配置，官僚能够独立于社会各利益集体的压力、独立地发挥自主性，在经济活动中计划、监督以及促进经济按最符合国家利益的形式快速增长。而一旦国家逐渐丧失自主性，或者出现国家/官僚自主性的异化，那么国家主导的形式将成为社会利益集体俘获国家与经济发展的工具，发展型国家才会面临解体与转型。

历史是最好的印证者。在世界经济低速发展，国家主导的发展型国家模式备受诟病的世纪之交，中国经济延续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在新世纪头一个十年里取得多倍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速的强势表现。而中国经验的背后，支持工业化进程的并非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制度或政策，而是强有力的国家充分发挥其自主性，将计划理性与市场经济的优势结合，驾驭市场经济发展。宏观导航加产业主管的干预结构使政府更有力地规制政商合作朝国家计划的方向发展，政商合作的主导权绝对地掌握在官僚机器手中。尽管这样的发展机制存在分配不公、权力异化等潜在缺陷，但不失为后发国家努力实现工业化赶超的有效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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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勇，杨光斌.国家自主性理论的发展脉络[J].教学与研究，2010，(5)：46～52.

[13][14][美]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5][英]张夏准等.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